歸國雜感

歸國雜感
作者：胡適
1918年1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4》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個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我笑著對他們說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他正在那裡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

　　這話並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並不曾懷什麼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勳復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臺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臺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臺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裡面的座位和戲臺上的佈景裝潢又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腳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臺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裡去了呢？你再看那臺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佈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卻忘記了臺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進士》。臺上佈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傑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小舞臺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佈景，卻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現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臺”的紙煙，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三炮臺”紙煙還不算希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的A，B，C，D，又那樣蠢呢？我想這裡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炮臺”那樣中吃罷？A，B，C，D，不容另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得其法罷？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中王陽明占了四大頁，《洪範》倒占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糟粕”了。文學書內，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蕭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中蘇蕙的回文詩足足占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有《墨學微》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人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後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些《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些什麼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馬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Tchekoff和Andreyev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係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學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人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幾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隻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到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裡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著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自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銅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裡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種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檢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裡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於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麼不去村鄉里找一個會吹笛子的唱昆腔的人來教？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內地常說：“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程是什麼，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麼。譬如我們這裡最需要的是農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常識，衛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聖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麼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至於那些中學堂的成績，更可怕了。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大詫異了。後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的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裡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社會上的工人，夥計，帳房，員警，兵士，農夫，……還只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了三四千字。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但是我卻並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駡康有為。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民國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