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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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引言[编辑]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我感觉到很困难,因为当初我接受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到台大和师院作学术讲演,我想总是在小屋子里面,只有二三十人,顶多一百人,可以有问有答;在小规模的讲堂里面,还可以有黑板写写字,这样子才可以作一种学术讲演。今天来到这么一个广场里面作学术讲演,的确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许多话给先生们听了觉得太浅,同学们又觉得没有黑板写下来,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调的官话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

  当时我收到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我想了几天,我以为他们两位另外有一封详细的信告诉我:是两个学校分开还是合起来讲?是小讲堂还是大讲堂?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在广场讲演。等了两个星期,他们没有信来,我自动打电报给他们两位;我提出两个题目:在台大讲“治学方法”,在师院讲“杜威哲学”。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活了九十多岁,今年才过去。我们一般学生觉得,在自由中国应该有一个机会纪念他,所以杜威哲学这个题目,是当作一个纪念性。

  今天讲治学的方法,其实也是带纪念性的。我感觉到台大的故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能够领导一个学校,最能够办事的人。他办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先代理过北大校长一年;不是经过那一年,我简直没有办法。后来做台大校长,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础。他这个人,不但是国家的一个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记忆力之强更是少有的。普通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记忆力强,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锐,这种兼有记忆力与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能够做学问的人不见得能够办事,像我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学问上做一点工作,但是碰到办事就很不行。钱校长说我当北大校长,还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不会办事。我做校长,完全是无为而治;一切事都请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去办,我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自己关起门来做学问。傅先生能够做学问而又富有伟大的办事能力;像这种治学方法同办事能力合在一块,更是世界上少见的。因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时在做学问这一条路上,我们又是多年的同志。所以我今天在台大来讲治学方法,也可以说是纪念这个伟大而可惜过去得太早的朋友。

  我到台大来讲治学方法,的确是很胆怯;因为我在国内教育界服务几十年,我可以告诉台大的同学们:现在台大文史的部门,就是从前在大陆没有沦陷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集中的人才;在历史、语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带到这里来,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这几年来陆续从大陆来的人才连在一块,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办大学空前的文史学风。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学院历史学系、语言学系、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陆沦陷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学都能够明了,都能够宝贵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学医、学农、学工、学法律、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听打听这许多文史方面领袖的人才是怎样讲学,怎样研究,怎样在学问方面做工作。我不是借这个机会替台大做义务广告,我实在觉得这样的机会是很可宝贵的,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同我一样了解台大现在在文史方面的领导地位。

  我看到讲台前有许多位文史方面的老朋友们,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

  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

  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从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凡是有做学问做研究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个说法。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是现在如此;我们研究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看看中国二千五百年来凡是合于科学方法的种种思想家的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学问做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呢?就是因为做学问做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从一个动机到一个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方法。从发现困难那一天起,到解决困难为止,当中这一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有的时候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方法。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总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了解。今天讲治学方法引论,可以说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假设;什么叫做大胆的假设;怎么样证明或者否证假设。

  刚才我说过,治学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个困难。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当困难出来的时候,本于个人的知识、学问,就不知不觉地提出假设,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方诸位在台湾这几年看见杂志上有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就是所谓红学,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可以研究呢?《红楼梦》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普通人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都是不发生问题的,但是有某些读者却感觉到《红楼梦》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写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的故事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书来讲贾家的故事,讲一个纨绔子弟贾宝玉同许多漂亮的丫头、漂亮的姊妹亲戚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你有一个假设,他也有一个假设。

  在二三十年前,我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有许多关于《红楼梦》引起的问题的假设的解决方案。有一种是说《红楼梦》含有种族思想,书中的人物都是影射当时满洲的官员,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时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男人;薛宝钗、王凤姐和那些丫头们都是暗指历史上的人物。还有一种假设说贾宝玉是指一个满洲宰相明珠的儿子叫做纳兰性德——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学家——那些丫头、姐妹亲戚们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里的一班文人清客;把书中漂亮的小姐们如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史湘云等人都改装过来化女为男。我认为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装变性的说法。

  后来我也提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很平常的。《红楼梦》这本书,从头一回起,作者就说这是我的自传,是我亲自所看见的事体。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做曹,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书中说到,“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里接驾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后来倾家荡产做了文丐,成了叫化子的时候,还是读书喝酒,跟书中的贾宝玉一样。这是一个假设;我举出来作一个例子。

  要解决“《红楼梦》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凡是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明。我们看这些假设,有的说这本书是骂满洲人的;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人含有民族隐痛,写出了来骂满洲人的。有的说是写一个当时的大户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儿子纳兰性德的事。有的说是写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设呢?我认为这部书不是谈种族的仇恨,也不是讲康熙时候的事。都不是的!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方才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就是这种假设。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设只够得上小胆的假设罢了!

  凡是做学问,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应当这样。譬如在化学实验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给你一盒东西,对于这盒东西你先要做几个假设,假设某种颜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到火上烧烧看看,试验管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问题。这与《红楼梦》的解释一样的有问题;做学问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一切知识,一切学问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你们在学校的这几年中有许多必修与选修的学科?都是给你们用;就是使你在某种问题发生的时候,脑背后就这边涌上一个假设,那边涌上一个假设。做学问、上课,一切求知识的事情,一切经验——从小到现在的经验,所有学校里的功课与课外的学问,为的都是供给你种种假设的来源,使你在问题发生时有假设的材料。如果遇上一个问题,手足无措,那就是学问、知识、经验,不能应用,所以看到一个问题发生,就没有法子解决。这就是学问知识里面不能够供给你一些活的材料,以为你做解决问题的假设之用。

  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譬如《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就引起了这么多假设。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谓“小心的求证”。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选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定的解决方法,看那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譬如《红楼梦》是讲的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有这么多的假定的解释来了,在挑选的时候先要看那一个假定的解释比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假设是比较能够满意解决的。譬如我的关于《红楼梦》的假设,曹雪芹写的是曹家的传记,是曹雪芹所看见的事实。贾母就是曹母,贾母以下的丫头们也都是他所看见的真实人物,当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这一个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最要紧的是要求证。我能够证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要知道《红楼梦》在讲什么,就要做《红楼梦》的考证。现在我可以跟诸位做一个坦白的自白。我在做《红楼梦》考证那三十年中,曾经写了十几篇关于小说的考证,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三侠五义》等书的考证。而我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醒世姻缘》,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花了五年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也许有人要问,胡适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疯呢?天下可做学问很多,而且是学农的,为什么不做一点物理化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学问呢?为什么花多年的工夫来考证《红楼梦》《醒世姻缘》呢?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我拿《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书做学问的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骇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设是愈大胆愈好。但是提出一个假设,要想法子证实它。因此我们有了大胆的假设以后,还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比如我考证《红楼梦》的时候,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找到许多材料。我已经印出的本子,是已经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红楼梦》以外有没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著作?他的父亲、叔父们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记载?关于他一家四代五个人,尤其是关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地位?家里有多少钱?多少阔?是不是真正不能够【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这些有关的证据都想法找了来,加以详密的分析,结果才得到一个比较认为满意的假设,认定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部平谈无奇的自传——曹家的历史。我得到这一家四代五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帮助说明。当然,我的假设并不是说就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在这里证明“小心求证”这个工夫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再举一个例来说明。方才我说的先是发生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要真正证明一个东西,才做研究。要假设一个比较最能满意的假设,来解决当初引起的问题。譬如方才说的《红楼梦》,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认为经过这一番的研究,经过这一番材料的收集,经过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统的方法来表现出来,叙述出来,我认为我这个假设在许多假设当中,比较最能满意的解答“《红楼梦》说的是什么?有什么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说,恐怕是诸位没有看过的,叫做《醒世姻缘》,差不多有一百万字,比《红楼梦》还长,可以说是中国旧小说中最长的。这部书讲一个怕老婆的故事。他讨了一个最可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种种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对于丈夫,甚至于一看见就生气;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里的红炭从她丈夫的官服圆领口倒了进去,几乎把他烧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几乎打死他。把这样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叙述了一百万字以上,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呢?说这是前世的姻缘。书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写前世的事。后半部是讲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这世的虐待者。婚姻问题是前世的姻缘,没有法子解脱的。想解脱也解脱不了。结果只能念经做好事。在现代摩登时代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很迷信的故事。但是这部书是了不得的。用一种山东淄川的土话描写当时的人物是有一种诙谐的风趣的;描写荒年的情形更是历历如绘。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一部伟大的小说。我就提倡把这部书用新的标点符号标点出来,同书局商量翻印。写这本书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可以说是大胆的。(方才说的,我对于《红楼梦》的假设,可以说是小胆的假设。)我认为这部书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的。我这个假设有什么证据呢?为什么引起我作这种假设呢?这个假设从那里来的呢?平常的经验、知识、学问,都是给我们假设用的。我的证据是在《聊斋志异》上一篇题名《江城》的小说。这个故事的内容结构与《醒世姻缘》一样。不过《江城》是一个文言的短篇小说;《醒世姻缘》是白话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所描写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为他前世曾经杀过一个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转变为一个女人做他的太太,变得很凶狠可怕。《聊斋志异》里面的短篇《江城》所描写的,也是因为男主角杀过一个长生鼠,长生鼠也就转世变为女人来做他的太太,以报复前世的冤仇。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太一样了,又同时出在山东淄川,所以我就假设西周生就是蒲松龄。我又用语言学的方法,把书里面许多方言找出来。运气很好,正巧那几年国内发现了蒲松龄的几部白话戏曲,尤其是长篇的戏曲,当中有一篇是将《江城》的故事编成为白话戏曲的。我将这部戏曲里的方言找出来,和《醒世姻缘》里面的方言详细比较,有许多特别的字集成为一个字典,最后就证明《醒世姻缘》和《江城》的白话戏曲的作者是同一个小区域里的人。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年;后来从历史的记载里得到同样的结论。考证完了以后,就有书店来商量印行,并排好了版。我因为想更确实一点,要书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第五年才印出来。当时傅先生很高兴——因为他是作者的同乡,都是山东人。我举这一个例,就是说明要大胆的假设,而单只假设还是不够的。后来我有一个在广西桂县的学生来了封信,告诉我说,这个话不但你说,从前已经有人说过了。乾隆时代的鲍廷博,他说留仙(蒲松龄)除了《聊斋志异》以外,还有一部《醒世姻缘》。因鲍廷博是刻书的,曾刻行《聊斋志异》。他说的话值得注意。我经过几年的间接证明,现在至少有个直接的方法帮助我证明了。

  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

  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长已经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这的确是我们治学的人应该注意的。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的求证;为了要小心的求证,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今天讲的很浅近,尤其是在座有许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还请他们多多指教。

(本文为1952年12月1日胡适在台湾大学的演讲,原载
1952年12月2日台北《中央日报》、《新生报》)

第二讲 方法的自觉[编辑]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证据。”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今天我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 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这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的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

  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了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了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Sir Oliver Lodge)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高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而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作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T. H. Huxley)。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室的态度,严格的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1860年,赫胥黎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莱(Charles Kinsley)。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你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应该想想人死了还有灵魂,灵魂是不朽的吧!你总希望你的儿子?不是这么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时候,应该考虑考虑灵魂不朽的问题呵!”因为金司莱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臂黎也很诚恳的写了一封长信答复他。这信里面有几句话,值得我引来作讲方法自觉的材料。他说:“灵魂不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学室里的时候,我要相信别的学说,总得要有证据。假使你金司莱先生能够给我充分的证据,同样力量的证据,那么,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说法。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认为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着这个神圣的举动而来的。”赫胥黎是解剖学专家。他又说:“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对于解剖学或者生理学上小小的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我对人生的归宿问题,灵魂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到这几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从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在文史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样严格。我们以美国今年的大选同四年前的大选来做说明。1948年美国大选有许多民意测验研究所,单是波士顿一个地方就有七个民意测验研究所。他们用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的方法来测验民意。他们说:杜鲁门一定失败,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选举的时候,杜鲁门拿到总投票百分之五十点四,获得了胜利。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最精密的测验方法,竟告不灵;弄得民意测验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红耳赤,简直不敢见人,几乎把方法的基础都毁掉了。许多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统计学的朋友说,不要因为失败,就否认方法;这并不是方法错了,是用方法的人不小心,缺乏自觉的批评和自觉的检讨。今年美国大选,所有民意测验机构都不敢预言谁能得胜了;除了我们平时不挂“民意测验”“科学方法”招牌的人随便谈的时候还敢说“我相信艾森豪会得胜”外,连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论专家都不敢预言,都说今年大选很不容易推测。结果,艾森豪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数。为什么他们的测验含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是向每一个区域,每一类有投票权的人征询意见,把所得到的结果发表出来,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赞成共和党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赞成民主党史蒂文生,还有百分之四没有意见,1948年的选举,百分之五十点四便可以胜利——其实百分之五〇点一就够了,百分之五〇点〇〇一也可以胜利。所以这百分之四没有表示意见的人,关系很大。在投票之前,他们不表示意见,当投票的时候,就得表示意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不说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响全局。没有计算到这里面的变化,就容易错误了。以社会科学最精密的统计方法,尚且有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学上面,除了考古学用实物做证据以及很严格的历史研究之外,普通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没有严格的自己批评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严格,用得太松懈了。

  有一个我平常最不喜欢举的例子,今天我要举出来简单的说一说。社会上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功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多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震(东原)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作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控诉。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是1777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倒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作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大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作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

  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刊物上。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可以宣告被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来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无罪了,但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中文的判决书,就感觉困难。我还得提出证据来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做贼。到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英美法系的证据法的标准,同我们东方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是我不但要作考据,还得研究证据法。我请教了好几位法官:中国证据法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中国证据法的原则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由心证”。这样一来,我证明原告的证据不能成立,还不够,还得要做侦探,到处搜集证据;搜了五年,才证明我的老乡的确没有看见全祖望、赵一清的《水经注》。没有机会看见这些书,当然不会偷了这些书,也就没有做贼了。

  我花了五年的工夫得着这个结论;我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就写出来了。这虽然不能当作专门学问看,至少也可以作为文史考证的方法。我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并不是专替老乡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师,做侦探。我上次说过,我借着小说的考证,来解说治学的方法。同样的,我也是借《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指出考证的方法。如果没有自觉的批评、检讨、修正,那就很危险。根据五年研究《水经注》这件案子的经验,我认为作文史考据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调查人家的证据,还得要调查自己的证据。五年的审判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考证学者会有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学者呢?我的答案就是:这些做文史考据的人,没有自觉的方法。刚才说过,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不但要小心的求证,还得要批评证据。自然科学家就不会有这种毛病;因为他们在实验室的方法就是一种自觉的方法。所谓实验,就是用人工造出证据来证明一个学说、理论、思想、假设。比方天然界的水,不能自然的分成氢气和氧气。化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把水分成氢气和氧气各为若干成分。天然界不存在的东西,看不见的现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人工使他们产生出来。以证明某种假设:这就是所谓实验。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没有法子创造证据。我们的证据全靠前人留下来的;留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找。不能说找不到便由自己创造一个证据出来。如果那样,就是伪证,是不合法的。

  我们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用实验的方法来创造证据,那么,怎么办呢?除了考古学家还可以从地下发掘证据以外,一般文史考证,只好在这本书里头去发现一条、在那本书里面去发现一条,来作为考证的证据。但是自己发现的证据,往往缺乏自己检讨自己的方法。怎么样才可以养成方法的自觉呢?今天我要提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我多年以来常常同朋友们谈过,有时候也见诸文字的。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已经应用了很久,并且已经演进到很严格的地步了,然后才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方面;所以他们所用的方法比较好些。我们的考证学已经发达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历史了。从宋朝朱子(殁于西历一千二百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有了所谓穷理、格物、致知的学问,却没有自然科学的方法。人家西方是从自然科学开始;我们是从人文科学开始。我们从朱子考证《尚书》《诗经》等以来,就已经开了考证学的风气;但是他们怎么样得到考据的方法呢?他们所用的考证、考据这些名词,都是法律上的名词。中国的考据学的方法,都是过去读书人做了小官,在判决官司的时候得来的。在唐宋时代,一个中了进士的人,必须先放出去做县尉等小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知县审判案子,以训练判案的能力。于是,一般聪明的人,在做了亲民的小官之后,就随时诚诚恳恳的去审判人民的诉讼案件;久而久之,就从判案当中获得了一种考证、考据的经验。考证学就是这样出来的。我们讲到考证学,讲到方法的自觉,我提议我们应参考现代国家法庭的证据法(Law of Evidence)。在西方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尤其是英美,他们的法庭中,都采用陪审制度,审案的时候,由十二个老百姓组成陪审团,听取两造律师的辩论。在陪审制度下,两造律师都要提出证人证物;彼此有权驳斥对方的证人证物。驳来驳去,许多证人证物都因此不能成立,或者减少了作证的力量。同时因为要顾到驳斥的关系,许多假的,不正确的和不相干的证据,都不能提出来了。陪审员听取两造的辩驳之后,开会判断谁有罪,谁无罪。然后法官根据陪审员的判断来定罪。譬如你说某人偷了你的表,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假如你说因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这个证明就不能成立。因为打老婆与偷表并没有关系。你要把这个证据提出来打官司,法官就不会让你提出来。就是提出来也没有力量。就算你修辞很好,讲得天花乱坠,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不相干的证据不算是证据。陪审制度容许两造律师各驳斥对方的证据,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发达的证据法。

  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作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做考据,判决这个人做贼,那个人是汉奸,是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饰、有无;在我们的对面又没有律师来驳斥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那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

  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那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像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养成我开始所讲的那个态度,就是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提议。

  最后,我要简单说一句话;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台大的钱校长和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可以替我证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法、演绎法,教你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并不是养成实验室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是天天在那里严格的自己检讨自己,创造证据来检讨自己;在某种环墙之下,逼得你不能不养成某种好习惯。

  刚才我说的英国大科学家洛奇先生,在实验室是严格的,出了实验室就不严格了。大科学家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要注意,时时刻刻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

  科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一个人有好的天资、好的家庭、好的学校、好的先生,在极好的环境当中,就可以养成了某种好的治学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养成了好的做人的习惯。

  比方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陈第先生,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音,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逼”。他从古书里面,举出二十个证据来证明。过了几十年,江苏昆山的一个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据家,顾亭林先生,也作同样的考证;他举出一六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逼”。那个时候,并没有归纳法、演绎法,但是他们从小养成了某种做学问的好习惯。所以,我们要养成方法的自觉,最好是如临师保,如临父母,假设对方有律师在打击我,否认我所提出的一切证据。这样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

  宋人笔记中记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那个老前辈是个参政(副宰相),约略等于现在行政院的副院长,回答道:“做官要勤、谨、和、缓。”后人称为“做官四字诀”。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一点了,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现在我把这四个字分别说明,作为今天讲演的结论。

  第一,勤。勤是不躲懒,不偷懒。我上次在台大讲演,提到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两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就是勤。顾亭林先生的证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个证据,也是勤。我花了几年的功夫来考据《醒世姻缘》的作者;又为“审判”《水经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这都是不敢躲懒的意思。

  第二,谨。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谨也可以说是恭敬的“敬”。夫子说“执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

  刚才我引了赫胥黎的两句话:“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判断某人做贼,某人卖国,要以神圣的态度作出来;嘴里说这句话,心里觉得“相信是真的”。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谓“如见大宾,如承大祭”的态度的。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重,神圣;就是谨慎。

  第二,和。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火气。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

  第四,缓。宋人笔记:当那位参政提出“缓”字的时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议说缓要不得;不能缓。缓,是很要紧的。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一年两年都可以。悬并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搜集证据,反复实验,花了二十年的功夫,还以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发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聚起来的,但是总不肯正式发表。后来到了1858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华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要达尔文代为提出。达尔文不愿自己抢先发表而减低华立氏发现的功绩,遂把全盘事情交两位朋友处理。后来这两位朋友决定,把华立氏的文章以及达尔文在1857年写给朋友的信和在1844年所作理论的撮要同时于1858年7月1日发表。达尔文这样谦让,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缓”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因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从开始想到以后,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我以为缓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

  我今天讲的都是平谈无奇的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本文为1952年12月5日胡适在台湾大学的演讲,原载
1952年12月6日台北《中央日报》、《新生报》)

  

第三讲 方法与材料[编辑]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做培根(Francis Bacon)。他可以说是鼓收方法论革命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譬喻;他将做学问的人运用材料比做三种动物。第一种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从外面找来,而是从肚里面吐出来的。他用他自己无穷无尽的丝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网。这种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学问的人。第二种人好比蚂蚁。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得了材料不会用,而堆积起来;好比蚂蚁遇到什么东西就背回洞里藏起来过冬,但是他不能够自己用这种材料做一番制造的工夫。这种做学问的人叫做蚂蚁式的学问家。第三种人可宝贵了,他们好比蜜蜂。蜜蜂飞出去到有花的地方,采取百花的精华;采了回来,自己又加上一番制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说,这是做学问人的最好的模范——蜜蜂式的学问家。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可以作为我今天讲“方法与材料”的说明。

  在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长傅斯年先生同我两个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他那时候并没有看见我的文章,我也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事后大家看见了,都很感觉兴趣,因为都是同样的注重在方法与材料的关系,傅先生那篇文章题目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题目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那是特别提倡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的。

  民国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欧洲,是为了去参加英国对庚子赔款问题的一个会议。不过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副作用(我自己认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伦敦、巴黎两处所藏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两位先生在中国甘肃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诸位想都听见过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来新材料发现的一个大的来源。

  在敦煌有一个地方叫千佛洞,是许多山洞。在这些山洞里面造成了许多庙,可以说是中古时期的庙。其中有一个庙里面有一个藏书楼——书库,原来是藏佛经的书库,就是后来报上常提起的“敦煌石室”。在这个书库里面藏有许多卷子——从前没有现在这样的书册,所有的书都是卷子。每一轴卷子都是把许多张纸用一种很妙的粘法连起来的。很妙的粘法!经过一千多年都不脱节,不腐蚀。这里面大概有一万多中国中古时代所写的卷子。有许多卷子曾由当时抄写的人写下了年月。照所记的年代看起来,早晚相去约为六百年的长时期。我们可以说石室里面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纪初到十一世纪时的宝贝。这里面除了中国文字的经以外,还有一些少数的外国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带,从前叫做沙洲,地方干燥,所以纸写的材料在书库里面经过了一千多年没有损坏。但是怎样能保存这么久没有被人偷去抢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变乱,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逃走之前,把石室书库外面的门封起来。并且在上面画了一层壁画,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道壁画里面是门,门里面有书库,书库里面有一万多卷的宝贝。变乱经过很长的时期。平静了以后,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书库这件事也忘了。这样便经过一个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年的长时期。到清末光绪庚子年,那时候中国的佛教已经衰败,敦煌千佛洞里面和尚没有了,住上了一个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庙宇,到处打扫打扫;扫到石室前面,看到壁画后面好像有一个门;他就把门敲开,发现里面是一大堆佛经。这一个王老道是没有知识的,发现了这一大堆佛经后,就告诉人说那是可以治病的。头痛的病人向他求医,他就把佛经撕下一些来烧了灰,给病人吞下,说是可以治头痛。王老道因此倒发了一笔小财。到了西历1907年,英国探险家史坦因在印度组织了一个中亚细亚探险队,路过甘肃,听到了古经治病的传说,他就跑到千佛洞与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只花了七十两银子,向王老道装了一大车的宝贝材料回到英国去。这一部分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内存着。史坦因不懂得中国文字,所以他没有挑选,只装了一大车走了。到了第二年——西历1908年——,法国汉学家,一个了不得的东方学家,伯希和,他听说这回事,就到了中国,跑到王老道那里,也和王老道嘀咕嘀咕,没有记载说他花了多少钱,不过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够看得懂佛经上的中外文字,于是就让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盘很精,他要挑选;王老道就让他挑。所以他搬去的东西虽然少一点,但是还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以及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许多不认识的梵文的经典,后来就从这些东西里面,发现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亚细亚的文字。这一部分东西,现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从甘肃路过北京时,把在敦煌所得材料,向中国学者请教。中国的学者知道这件事,就报告政府。那时候的学部——教育部的前身——,并没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运往法国了。只是打电报给甘肃,叫他们把所有石室里剩余的经卷都运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长达几丈,有的又很短。到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经是宝贝了。于是在路上以及起装之前,或起装当中,大家偷的偷,夹带的夹带。有时候点过了多少件,就有人将长的剪开凑数。于是这些宝贝又短了不少。运到北京后,先藏在京师图书馆。后来改藏在北平图书馆。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间的。有的藏在中国学者手里,有的在中国的各处图书馆中,有的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这是第四部分。在一万多卷古经卷里面,只有一本是刻本的书,是一本《金刚经》,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运到英国去了。那上面注有年代,是唐懿宗年间(西历868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确定的刻本书。此外都是卷子,大概在伦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国与日本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

  那时候(民国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唐朝禅宗的时候,想写一部禅宗史。动手写不到一些时候,就感觉到这部书写不下去,就是因为材料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所能够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纪以后的,都是经过宋人窜改过的。在十一世纪以前,十世纪末叶的《宋高僧传》里面,偶然有几句话提到那个时代唐朝禅宗开始的几个大师的历史,与后来的历史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材料所记载的禅宗历史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会。照我那时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特别重要。

  禅宗的历史是怎么样起来的呢?唐朝初年,在广东的韶洲【州?】(现在的韶关),有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名叫慧能。这个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种新的佛教教义,但是因为这个和尚不大认识字,他也没有到外边去传教,就死在韶洲【州?】,所以还是一个地方性的新的佛教运动。但是慧能有一个徒弟,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神会和尚。神会在他死后,就从广东出发北伐——新佛教运动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云寺的大庭广众中,指责当时在长安京城里面受帝王崇拜的几个大师都是假的。他说:“他们代表一种假的宗派。只有我那个老师,在广东韶州的不认识字的老师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密传的。”慧能是一个獦獠——南方的一个民族。他说:“从前印度的达摩到中国来,他开了一个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为法信。这件袈裟自第一祖达摩传给第二祖,第二祖传给第三祖,第三祖传给第四祖,第四祖传给第五祖,都以袈裟为证。到了第五祖,宗派展开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师,那个不认识字的獦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厨房里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觉得他懂得教义了,所以在半夜里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传给他,同时把传法的袈裟给他作为记号。后来他就偷偷出去到南方传布教义。所以我的老师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领袖第六祖。他已经死了。我知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现在的所谓‘两京法祖三帝国师’(两京就是东京洛阳,西京长安;三帝就是武则天和中宗、睿宗),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们没有得到袈裟,没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神会这种讲演,很富有神秘性,听的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后来有他有势力的朋友把他弄到东京洛阳;他还是指当时皇帝所崇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为他说话时,年纪也大了,口才又好,去听的人比今天还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气了,又因为神会说的故事的确动人,也感觉到可怕,于是就说这个和尚妖言惑众,谋为不轨,奏准皇帝,把神会流放充军。从东京洛阳一直流放到湖北。三年当中,换了三处地方,过着被贬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时候,安禄山造反,把两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这时候由皇帝的一个太子在陕西甘肃的边界灵武,组织一个临时政府,指挥军队,准备平定乱事。那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款解决财政问题。有这么多的军队,而两京又都失陷,到那里去筹款呢?于是那时候的财政部长就想出一个方法,发钞票——这个钞票,不是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钞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须得的度牒。《水浒传》中,鲁智深杀了人,逃到赵员外家里;赵员外就为他买了度牒,让他做和尚。也就是这种度牒。——但是这个度牒,一定要有人宣传,才可以倾销。必须举行一个会,由很能感动人的和尚去说法,感动了许多有钱的人,这种新公债才有销路。就在那时候,被放逐三年的神会和尚跑了回来;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们都已跑走,投降了,靠拢了。神会和尚以八十岁的高龄回来,说:“我来为国报效,替政府推销新的度牒。”据我那时候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讲道的时候,有钱的人纷纷出钱,许多女人们甚至把耳环戒指都拿下来丢给他;没有钱的就愿意做和尚、做尼姑。于是这个推销政府新证券的办法大为成功。对于郭子仪、李光弼收复两京的军事,神会和尚筹款的力量是一个大帮助。当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现在变成了拥护政府帮忙立功的大和尚。祸乱平定后,皇帝就把他请到宫里去,叫工部赶快给神会和尚建造禅寺。神会死时,已九十多岁,替政府宣传时,已将近九十岁了。神会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总司令,而且做了政府里面的公债推销委员会的主席。他成功身死以后,当时的皇帝就承认他为禅宗第七祖。当然他的老师那个南方不认识字的獦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时候我得到的材料是如此。

  神会虽然有这一段奋斗的历史,但在过了一二百年以后,他这一派并没有多少人。别的冒牌的人又都起来,个个都说是慧能的嫡派。神会的真真嫡派,在历史上没有材料了。所以当我在民国十五年到欧洲去的时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没有经过北宋人涂改过的真正的佛教史料。因为我过去搜集这些材料时,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许还在敦煌石室里面保存。为什么呢?方才讲过,敦煌的卷子,是从五世纪起到十一世纪的东西。这六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时期,且在北宋人涂改史料以前;而石室里的材料,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佛教材料。所以我要到伦敦、巴黎去,要找新的关于佛教的史料,要找神会和尚有没有留了什么东西在敦煌石室书库里面。这就是我方才说的副作用。到了英国,先看看大英博物院,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正在展览的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料。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我到法国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听说我在巴黎,也从德国柏林赶来。我们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国馆子吃饭,夜间每每谈到一两点钟。现在回忆起当时一段生活,实在是很值得纪念的。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不到三天,就看见了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会的语录,他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事。卷子里面常提到“会”;虽然那还是没有人知道过,我一看就知道是神会,我走了一万多里路,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要找禅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过了几天,又发现较短的卷子,毫无疑义的又是神会有关的。后来我回到英国,住了较长的时期,又发现一个与神会有关的卷子。此外还有与那时候的禅宗有关系的许多材料。我都照了像带回国来。四年之后,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题为《神会和尚遗集》。我又为神会和尚写了一万多字的传记。这就是中国禅宗北伐的领袖神会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我在巴黎发现这些材料的时候,傅先生很高兴。

  我所以举上面这个例子,目的是在说明材料的重要。以后我还要讲一点同类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我们用敦煌石室的史料来重新撰写了禅宗的历史,可以说是考据禅宗最重要的一段。这也是世界所公认的。现在有法国的哲学家把我发现后印出来的书全部译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与我编的校看一次。美国也有人专研究这一个题目,并且也预备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因为这些材料至少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使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得一个新的认识。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从德国回到中国;回国不久,就往广东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又应蔡孑民先生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不久,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别注重材料的重要。这里面有几点是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们所常常引用的。他讲到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学、语言学的考据,与古韵古音的考据,从顾亭林、阎百诗这两个开山大师起,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在这三百多年当中,既然已经有人替我们开了一个新纪元,为什么到现在还这样倒楣呢?傅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最精辟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间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只能研究前人所创造的材料系统的就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或扩张他的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张他的材料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他作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退步(在这里,工具也视为材料的一种)。

  所以傅先生在他这篇文章中的结论,认为中国历史学、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当年有光荣的历史,正是因为当时的顾亭林、阎百诗等大师能够开拓的用材料。后来所以衰歇倒楣,也正是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楣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章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条工作旨趣:

  一、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的遗训。要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的问题。因为解决问题而更发生新问题;因为新问题的解决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来解决问题,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要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等三百多年前的开拓精神。

  二、始终就是扩张研究材料,充分的扩张研究材料。

  三、扩充研究用的工具。

  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国十七年——北伐还没有完成,北伐军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还发表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他说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所以他计划要大规模的发掘新材料:

  第一步,想沿京汉路,从安阳到易州这一带去发掘。

  第二步,从洛阳一带去发掘;最后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走到中亚西亚去。在傅先生那一篇并不很长的“工作旨趣”里面,在北伐革命军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做这样一个扩大材料的梦想。而在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央研究院在全国学术机关内,可以说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我虽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份子,却并不是在这里做广告。我们的确可以说,他那时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国,亦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所应当惊异的。

  我在民国十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方法与材料》,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内,后来又收在《胡适文选》里面。①我不必详细的讲它了。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在那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比较表,拿西历1600年到1675年,七十五年间的这一段历史,与东方的那段七十多年间的历史相比较,指出中国和西方学者做学问的工作,因为所用材料的不同,成绩也有绝大的不同。那时正是傅先生所谓顾亭林、阎百诗时代;在中国那时候做学问也走上了一条新的路,走上了科学方法的路。方法也严密了;站在证据上求证明。像昨天所说的顾亭林要证明

  

  ①编者注;即《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

  

  衣服的“服”字古音读作“逼”,找了一百六十个证据。阎百诗为《书经》这部中国重要的经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证明《书经》中所谓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差不多伪古文里面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来历。这种科学的求证据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西洋的科学方法,是同样的了不得的。

  但是在同一个时期,——在1600—1675年这一段时期,——西洋做学问的人是怎么样呢?在十七世纪初年,荷兰有三个磨玻璃的工匠,他们玩弄磨好的镜子,把两片镜片叠起来,无意中发明了望远镜。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家伽利略(Galilei),便利用这一个原理,自出心裁的制造成一个当时欧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远镜。从这个望远镜中发现了天空中许多新的东西。同时在北方的天文学家,刻伯勒(Kepler)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运行轨道。他对于五大行星当中火星的轨道,老是计算不出来,但是收集了很多材料。后来刻伯勒就假设说,火星轨道不是平常的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不但有一个中心而且有两个中心。这真是大胆的假设;后来证实这个假设是对的,成为著名的火星定律。当时刻伯勒在北方,伽利略在南方,开了一个新的天文学的纪元。伽利略死了二三十年以后,荷兰有一位磨镜工匠叫做李文厚(Lee uwenhoek),他用简单的显微镜看毛细管中血液的运行和筋腱的纤维。他看见了血球、精虫,以及细菌学(1675年),并且绘了下来。我们可以说,微菌学是萌芽于西历1675年的。伽利略并且在物理学上开了新的纪元,规定了力学的几个基本原理。

  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西历1642),一位绝大的天才科学家——牛顿(Newton)——在英国出世。他把刻伯勒与伽利略等人的发现,总结起来,做一个更大胆的假设,可以说是世界上有历史以来最大胆的二、三个假设中的一个,就是所谓万有引力的定律。整个宇宙所有这些大的星,小的星,以及围绕着太阳的各行星(包括地球),所以能够在空中,各循着一定的轨道运行,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万有引力的缘故。在这七十五年中,英国还有两位科学家我们必须提到的。一位是发明血液循环的哈维(Harvey),他的划时代的小书是1628年出版的。一位是了不得的化学家波耳(Boyle),他的在思想史上有名的著作《怀疑的化学家》是1661年出版的。

  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新的宇宙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在这个时代,在学者顾亭林、阎百诗的领导下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材料是书本。顾亭林研究古韵,他的确是用新的方法,不过他所用的材料也还是书本。阎百诗研究古文《尚书》,也讲一点道理,有时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书本。这三百多年来研究语言学、文字学所用的材料都是书本。可是西方同他们同时代的人,像刻伯勒、伽利略、牛顿、哈维、波耳,他们研究学问所用的材料就不仅是书本;他们用作研究材料的是自然界的东西。从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们能看清楚了;所看不见的卫星,他们能看见了;所看不出来的纤维组织,他们能看出来了。结果,他们奠定了三百年来新的科学的基础,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多年来在学问上,虽然有了了不起的学者顾亭林、阎百诗做引导,虽然可以说也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但是因为材料的不同,弄来弄去离不开书本,结果,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做我们三百年来治学的成绩。这个成绩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而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说明傅先生的话:凡能够扩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扩充新的材料,只能研究旧的,间接的材料的就退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有一张表,可以使我们从这七十五年很短的时间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制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规定了研究的成绩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后面也有一个和傅先生相类似的意见,就是说:就纸上的考证学,也得要跳过纸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成绩。我那篇文章虽然没有他那一种远大的大规模的计划,但是也可以做为他那篇历史上很重要的宣言的小小注脚。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终没有他那样大规模的梦想:做学问的团体研究,集团研究(Corporate Research)。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过这种梦想——找许多人来分工合作,大规模的发现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则,新的原理;在西洋各国已经逐渐实现了。中国方面,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创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可以说是在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团体研究,以收集新材料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土。在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国的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各方面,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远大的见识,搜罗了全国第一流的研究人才,专家学者,实地去调查、去发掘。例如,安阳的十五次发掘,及其他八省五十五处的发掘,和全国各地语言语音的调查,这些工作,都是为扩充新的材料。除了地质调查所以外,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说是我们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学术研究团体。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文史的学问,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后才走上了完全现代化、完全科学化的大路,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梦想的团体研究的一个大成绩。

  不论团体研究也好,个人研究也好,做研究要得到好的成绩,不外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随地扩张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这是从事研究学问而具有成绩的人所通有的经验。

  我在开始讲“治学方法”第一讲的时候,因为在一个广场中,到的人数很多,没有黑板,没有粉笔,所以只能讲一些浅显的小说考证材料。有些人认为我所举的例太不重要了。不过今天我还要和诸位说一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我可以引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只拿找材料做标准来批评,我二十几年来以科学的方法考证旧小说,也替中国文学史上扩充了无数的新证据。

  我的第一个考证是《水浒传》。大家都知道《水浒传》是七十一回,从张天师开始到卢俊义做梦为止。但是我研究中国小说,觉得可以分为两大类。像《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是第一类,是创造的小说。另一类是演变的小说;从小的故事慢慢经过很长时期演变扩大成为整部小说:像《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等这一类故事都是。我研究《水浒传》,发现是从《宣和遗事》这一本很小的小说经过很长的时期演变而来。在演变当中,《水浒传》不但有七十一回的,还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想是:到了金圣叹的时候,他以文学的眼光,认为这是太长了;他是一个刽子手,又有文学的天才,就拿起刀来把后面的割掉了,还造出了一个说法,说他得到了一个古本,是七十一回的。他并且说《水浒传》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天下的文章没有比《水浒》更好的。这是文学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学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浒》批得很好,又做了一篇假的序,因此,金圣叹的《水浒》,打倒一切的《水浒》。我这个说法,那时候大家都不肯相信。后来我将我的见解,写成文章发表。发表以后,有日本方面做学问的朋友告诉我说: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后来我在无意中又找到了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台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为我的研究《水浒传》,总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会上注意到了,于是材料都出来了。这就是一种新材料的发现,也就是二十多年来因我的提倡考证而发现的新材料。

  关于《红楼梦》,也有同样的情形。因为我提倡用新的观点考证《红楼梦》,结果我发现了两种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为这个一百二十回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说《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后面的四十回是一个叫做高鹗的人加上去的。他也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从卖糖的担子中发现了古本。我因为对于这个解释不能满意,总想找新的材料证明是非,结果我发现了两部没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现在印行出来的八十回本。

  因为考证《红楼梦》的关系,许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现了。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曹雪芹一家的传记材料。最后又发现脂砚斋的评本《红楼梦》;虽然不完全,但的确是最早的本子——就是现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后来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张抽屉里,发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大批秘密奏折。这个奏折证明当时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亲、叔父三代四个人继续不断在南京做江宁织造五十年,并且兼两淮盐运使。这是当时最肥的缺。为什么皇帝把这个全国最肥的缺给他呢?因为他是皇帝的间谍,是政治特务;他替皇帝侦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监视他们回家以后做些什么事,并且把告老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随时报告皇帝。一个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晋京朝圣,起程的头一天,江苏下雪或下雨:他把这个天气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传达给皇帝。等到那个总督或巡抚到京朝见时,皇帝就问他“你起程的头一天江苏是下雪吗?”这个总督或巡抚听到皇帝的这个问话,当然知道皇帝对于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谨慎做事了。

  我所以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是说明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材料,我们的考证就没有成绩。我研究这部书,因为所用的方法比较谨严,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找到一个最早的“脂砚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个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无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几代的传记材料。因为有这些新材料,所以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点成绩。但是亦因为研究,我们得以扩张材料;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

  此外如《儒林外史》,是中国的第一部小说。这本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吴敬梓做的。当我在研究时,还不知道作者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我为了考证他的人,要搜求关于他的材料。不到几个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吴敬梓诗文集、全集,后面还附有他儿子的诗。这厚厚的一本书,在书店中别人都不要的,我花一块半钱就买到了。这当是一个海内孤本(我恐怕它失传,所以重印了几千册)。就拿这种考证来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材料,就没有法子研究;而因为考证时能够搜求材料,又可以增加了许多新材料。

  我再用佛教史的研究说明扩张材料。我那年在英国大英博物院看敦煌卷子的时候,该院一位管理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刚刚照了许多卷子的影片带回去。后来矢吹庆辉做了一本书叫《三阶教》。这是隋唐之间佛教的一个新的研究;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敦煌的卷子,一部分是日本从唐朝得来的材料。

  我搜求神会和尚的材料,在巴黎发现敦煌所藏的两个卷子。我把它印出来以后,不到三年,日本有位石井实先生,买到了一个不很长的敦煌的卷子,也是与神会和尚有关的材料。这个卷子和我所发现的材料比较起来,他的前面一段比我发现的少,后面一段比我发现的多。这个卷子,他也印出来了。另外一位日本学者铃木,也有一卷关于神会的卷子;这和我所发现的是一个东西,但是抄写的不同,有多有少,可以互相补充。因为考证佛教史中禅宗这个小小的问题,增添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材料。

  日本的矢吹先生在伦敦博物院把敦煌所藏的卷子,照了许多影片带回日本以后,日本学者在这些照片里面发现了一件宝贝,就是上面讲到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认识字的和尚,禅宗第六祖慧能的语录——《坛经》。这是从来没有的孤本,世界上最宝贵的本子。这本《坛经》只有一万一千言;在现在世面上流行的本子有二万二千言。这本《坛经》的出现,证明现在流行的《坛经》有百分之五十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和尚们你增一条,我添一章的加进去的,是假的。这也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总之,因为我考证中国佛教新的宗派在八世纪时变成中国正统的禅宗的历史,我就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

  最后我感谢台湾大学给我这个机会——讲学。我很惭愧,因为没有充分准备。我最后一句话,还是我开头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求证当中,自己应当自觉的批评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满意,再找新证据。这样,才能有新的材料发现;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绩、有结果、有进步。所以我还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长傅先生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本文为1952年12月6日胡远在台湾大学的演讲,原载
1952年12月7日台北《中央日报》、《新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