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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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引言[編輯]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我感覺到很困難,因為當初我接受錢校長與劉院長的電報到台大和師院作學術講演,我想總是在小屋子裡面,只有二三十人,頂多一百人,可以有問有答;在小規模的講堂裡面,還可以有黑板寫寫字,這樣子才可以作一種學術講演。今天來到這麼一個廣場裡面作學術講演,的確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許多話給先生們聽了覺得太淺,同學們又覺得沒有黑板寫下來,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調的官話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

  當時我收到錢校長與劉院長的電報,我想了幾天,我以為他們兩位另外有一封詳細的信告訴我:是兩個學校分開還是合起來講?是小講堂還是大講堂?當時的確沒有想到在廣場講演。等了兩個星期,他們沒有信來,我自動打電報給他們兩位;我提出兩個題目:在台大講「治學方法」,在師院講「杜威哲學」。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師,活了九十多歲,今年才過去。我們一般學生覺得,在自由中國應該有一個機會紀念他,所以杜威哲學這個題目,是當作一個紀念性。

  今天講治學的方法,其實也是帶紀念性的。我感覺到台大的故校長——傅斯年先生,他是一個最能幹,最能夠領導一個學校,最能夠辦事的人。他辦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先代理過北大校長一年;不是經過那一年,我簡直沒有辦法。後來做台大校長,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礎。他這個人,不但是國家的一個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見的一個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記憶力之強更是少有的。普通記憶力強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記憶力強,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銳,這種兼有記憶力與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見的。同時,能夠做學問的人不見得能夠辦事,像我這樣子,有時候可以在學問上做一點工作,但是碰到辦事就很不行。錢校長說我當北大校長,還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不是別的,只因為我不會辦事。我做校長,完全是無為而治;一切事都請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去辦,我從來不過問學校的事;自己關起門來做學問。傅先生能夠做學問而又富有偉大的辦事能力;像這種治學方法同辦事能力合在一塊,更是世界上少見的。因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時在做學問這一條路上,我們又是多年的同志。所以我今天在台大來講治學方法,也可以說是紀念這個偉大而可惜過去得太早的朋友。

  我到台大來講治學方法,的確是很膽怯;因為我在國內教育界服務幾十年,我可以告訴台大的同學們:現在台大文史的部門,就是從前在大陸沒有淪陷的時候也沒有看見過有這樣集中的人才;在歷史、語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帶到這裡來,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這幾年來陸續從大陸來的人才連在一塊,可以說是中國幾十年來辦大學空前的文史學風。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學院歷史學系、語言學系、考古學系的同學們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陸淪陷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學都能夠明了,都能夠寶貴這個機會,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就是學醫、學農、學工、學法律、學社會科學的,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打聽打聽這許多文史方面領袖的人才是怎樣講學,怎樣研究,怎樣在學問方面做工作。我不是借這個機會替台大做義務廣告,我實在覺得這樣的機會是很可寶貴的,所以希望諸位能夠同我一樣了解台大現在在文史方面的領導地位。

  我看到講台前有許多位文史方面的老朋友們,我真是膽怯,因為我不是講天文學、地質學、物理、化學,是在文史方面講治學方法。在諸位先生面前講這個題目真是班門弄斧了。

  我預備講三次:第一次講治學方法的引論,第二次講方法的自覺,第三次講方法與材料的關係。

  今天我想隨便談談治學的方法。我個人的看法,無論什麼科學——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等——分析起來,都只有一個治學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麼是做研究呢?就是說,凡是要去研究一個問題,都是因為有困難問題發生,要等我們去解決它;所以做研究的時候,不是懸空的研究。所有的學問,研究的動機和目標是一樣的。研究的動機,總是因為發生困難,有一個問題,從前沒有看到,現在看到了;從前覺得沒有解決的必要,現在覺得有解決的必要的。凡是做學問、做研究,真正的動機都是求某種問題某種困難的解決;所以動機是困難,而目的是解決困難。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說法,凡是有做學問做研究經驗的人,都承認這個說法。真正說起來,做學問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問題的解決。所有的學問,做研究的動機是一樣的,目標是一樣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樣的。不但是現在如此;我們研究西方的科學思想,科學發展的歷史,再看看中國二千五百年來凡是合於科學方法的種種思想家的歷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學問做研究上有成績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樣的。古今中外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為什麼是一樣呢?就是因為做學問做研究的動機和目標是一樣的。從一個動機到一個目標,從發現困難到解決困難,當中有一個過程,就是所謂方法。從發現困難那一天起,到解決困難為止,當中這一個過程,可能很長,也可能很短。有的時候要幾十年,幾百年才能夠解決一個問題;有的時候只要一個鐘頭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這個過程就是方法。剛才我說方法是一樣的;方法是什麼呢?我曾經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一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地說出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現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來關於方法的文章裡面,有兩句話也許可以算是講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要的話。

  那兩句話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要大膽的提出假設,但這種假設還得想法子證明。所以小心的求證,要想法子證實假設或者否證假設,比大膽的假設還更重要。這十個字是我二三十年來見之於文字,常常在嘴裡向青年朋友們說的。有的時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總希望我的學生們能夠了解。今天講治學方法引論,可以說就是要說明什麼叫做假設;什麼叫做大膽的假設;怎麼樣證明或者否證假設。

  剛才我說過,治學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於一個困難。無論是化學、地質學、生物學、社會科學上的一個問題,都是一個困難。當困難出來的時候,本於個人的知識、學問,就不知不覺地提出假設,假定有某幾種可以解決的方案。比方諸位在台灣這幾年看見雜誌上有討論《紅樓夢》的文章,就是所謂紅學,到底《紅樓夢》有什麼可以研究呢?《紅樓夢》發生了什麼問題呢?普通人看《紅樓夢》裡面的人物,都是不發生問題的,但是有某些讀者卻感覺到《紅樓夢》發生了問題:《紅樓夢》究竟是什麼意思?當時寫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的故事有沒有背景?有沒有「微言大義」在裡面?寫了一部七八十萬字的書來講賈家的故事,講一個紈絝子弟賈寶玉同許多漂亮的丫頭、漂亮的姊妹親戚們的事情;有什麼意義沒有?這是一個問題。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當然你有一個假設,他也有一個假設。

  在二三十年前,我寫《紅樓夢考證》的時候,有許多關於《紅樓夢》引起的問題的假設的解決方案。有一種是說《紅樓夢》含有種族思想,書中的人物都是影射當時滿洲的官員,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時候歷史上一個有名的男人;薛寶釵、王鳳姐和那些丫頭們都是暗指歷史上的人物。還有一種假設說賈寶玉是指一個滿洲宰相明珠的兒子叫做納蘭性德——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學家——那些丫頭、姐妹親戚們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裡的一班文人清客;把書中漂亮的小姐們如林黛玉、薛寶釵、王鳳姐、史湘雲等人都改裝過來化女為男。我認為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裝變性的說法。

  後來我也提出一個假設。我的假設是很平常的。《紅樓夢》這本書,從頭一回起,作者就說這是我的自傳,是我親自所看見的事體。我的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自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曹雪芹是什麼人呢?他的父親叫做曹,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個人做江寧織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謂寧國府、榮國府,不是別的,就是指他們祖父、父親、兩個兒子,三代四個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寧織造的故事。書中說到,「皇帝南巡的時候,我們家裡接駕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傾家蕩產的;這些事在當時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雖然將真事隱去,仍然捨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後來傾家蕩產做了文丐,成了叫化子的時候,還是讀書喝酒,跟書中的賈寶玉一樣。這是一個假設;我舉出來作一個例子。

  要解決「《紅樓夢》有什麼用意」這個問題,當然就有許多假設。提出問題求解決,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這些假設是否能夠得到證明。凡是解決一個困難的時候,一定要有證明。我們看這些假設,有的說這本書是罵滿洲人的;是滿洲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漢人含有民族隱痛,寫出了來罵滿洲人的。有的說是寫一個當時的大戶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兒子納蘭性德的事。有的說是寫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設呢?我認為這部書不是談種族的仇恨,也不是講康熙時候的事。都不是的!從事實上照極平常的做學問的方法,我提出一個很平常的假設,就是《紅樓夢》這本書的作者在開頭時說的,他是在說老實話,把他所看見的可愛的女孩子們描寫出來;所以書中描寫的人物可以把個性充分表現出來。方才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就是這種假設。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設只夠得上小膽的假設罷了!

  凡是做學問,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應當這樣。譬如在化學實驗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給你一盒東西,對於這盒東西你先要做幾個假設,假設某種顏色的東西是什麼,然後再到火上燒燒看看,試驗管發生了什麼變化:這都是問題。這與《紅樓夢》的解釋一樣的有問題;做學問的方法是一樣的。我們的經驗,我們的學問,是給我們一點知識以供我們提出各種假設的。所以「大膽的假設」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設。因為人人的學問,人人的知識不同,我們當然要容許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假設。一切知識,一切學問是幹什麼用的呢?為什麼你們在學校的這幾年中有許多必修與選修的學科?都是給你們用;就是使你在某種問題發生的時候,腦背後就這邊湧上一個假設,那邊湧上一個假設。做學問、上課,一切求知識的事情,一切經驗——從小到現在的經驗,所有學校里的功課與課外的學問,為的都是供給你種種假設的來源,使你在問題發生時有假設的材料。如果遇上一個問題,手足無措,那就是學問、知識、經驗,不能應用,所以看到一個問題發生,就沒有法子解決。這就是學問知識裡面不能夠供給你一些活的材料,以為你做解決問題的假設之用。

  單是假設是不夠的,因為假設可以有許多。譬如《紅樓夢》這一部小說,就引起了這麼多假設。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謂「小心的求證」。在真正求證之先,假設一定要仔細選擇選擇。這許多假設,就是假定的解決方法,看那一個假定的解決方法是比較近情理一點,比較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那個開始發生的那個困難問題。譬如《紅樓夢》是講的什麼?有什麼意思沒有?有這麼多的假定的解釋來了,在挑選的時候先要看那一個假定的解釋比較能幫助你解決問題,然後說:對於這一個問題,我認為我的假設是比較能夠滿意解決的。譬如我的關於《紅樓夢》的假設,曹雪芹寫的是曹家的傳記,是曹雪芹所看見的事實。賈母就是曹母,賈母以下的丫頭們也都是他所看見的真實人物,當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這一個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最要緊的是要求證。我能夠證實它,我的假設才站得住;不能證實,它就站不住。求證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實是不是可以幫助你解決那個問題。要知道《紅樓夢》在講什麼,就要做《紅樓夢》的考證。現在我可以跟諸位做一個坦白的自白。我在做《紅樓夢》考證那三十年中,曾經寫了十幾篇關於小說的考證,如《水滸傳》《儒林外史》《三國演義》《西遊記》《老殘遊記》《三俠五義》等書的考證。而我費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講怕老婆的故事的書,叫做《醒世姻緣》,約有一百萬字。我整整花了五年工夫,做了五萬字的考證。也許有人要問,胡適這個人是不是發了瘋呢?天下可做學問很多,而且是學農的,為什麼不做一點物理化學有關科學方面的學問呢?為什麼花多年的工夫來考證《紅樓夢》《醒世姻緣》呢?我現在做一個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來提倡一種科學的治學方法。我所有的小說考證,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來講做學問的方法的。譬如講《紅樓夢》,至少我對於研究《紅樓夢》問題,我對它的態度的謹嚴,自己批評的嚴格,方法的自覺,同我考據研究《水經注》是一樣的。我對於小說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我拿《水滸傳》《醒世姻緣》《水經注》等書做學問的材料。拿一種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關漏稅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覺的養成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

  假設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駭人聽聞的假設也無妨。假設是愈大膽愈好。但是提出一個假設,要想法子證實它。因此我們有了大膽的假設以後,還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證。比如我考證《紅樓夢》的時候,我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我找到許多材料。我已經印出的本子,是已經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於《紅樓夢》以外有沒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時代的人有沒有什麼關於他的著作?他的父親、叔父們有沒有什麼關於他的記載?關於他一家四代五個人,尤其是關於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時候的地位?家裡有多少錢?多少闊?是不是真正不能夠【能夠?】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這些有關的證據都想法找了來,加以詳密的分析,結果才得到一個比較認為滿意的假設,認定曹雪芹寫《紅樓夢》,並不是什麼微言大義;只是一部平談無奇的自傳——曹家的歷史。我得到這一家四代五個人的歷史,就可以幫助說明。當然,我的假設並不是說就完全正確;但至少可以在這裡證明「小心求證」這個工夫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再舉一個例來說明。方才我說的先是發生問題,然後是解決問題。要真正證明一個東西,才做研究。要假設一個比較最能滿意的假設,來解決當初引起的問題。譬如方才說的《紅樓夢》,是比較複雜的。但是我認為經過這一番的研究,經過這一番材料的收集,經過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統的方法來表現出來,敘述出來,我認為我這個假設在許多假設當中,比較最能滿意的解答「《紅樓夢》說的是什麼?有什麼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說,恐怕是諸位沒有看過的,叫做《醒世姻緣》,差不多有一百萬字,比《紅樓夢》還長,可以說是中國舊小說中最長的。這部書講一個怕老婆的故事。他討了一個最可怕的太太。這位太太用種種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對於丈夫,甚至於一看見就生氣;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里的紅炭從她丈夫的官服圓領口倒了進去,幾乎把他燒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幾乎打死他。把這樣一個怕老婆的故事敘述了一百萬字以上,結果還是沒有辦法解脫。為什麼呢?說這是前世的姻緣。書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寫前世的事。後半部是講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這世的虐待者。婚姻問題是前世的姻緣,沒有法子解脫的。想解脫也解脫不了。結果只能念經做好事。在現代摩登時代的眼光看,這是一個很迷信的故事。但是這部書是了不得的。用一種山東淄川的土話描寫當時的人物是有一種詼諧的風趣的;描寫荒年的情形更是歷歷如繪。這可以說是世界上一部偉大的小說。我就提倡把這部書用新的標點符號標點出來,同書局商量翻印。寫這本書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麼人呢?於是我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這個假設可以說是大膽的。(方才說的,我對於《紅樓夢》的假設,可以說是小膽的假設。)我認為這部書就是《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寫的。我這個假設有什麼證據呢?為什麼引起我作這種假設呢?這個假設從那裡來的呢?平常的經驗、知識、學問,都是給我們假設用的。我的證據是在《聊齋志異》上一篇題名《江城》的小說。這個故事的內容結構與《醒世姻緣》一樣。不過《江城》是一個文言的短篇小說;《醒世姻緣》是白話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所描寫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為他前世曾經殺過一個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轉變為一個女人做他的太太,變得很兇狠可怕。《聊齋志異》裡面的短篇《江城》所描寫的,也是因為男主角殺過一個長生鼠,長生鼠也就轉世變為女人來做他的太太,以報復前世的冤讎。這兩個故事的結構太一樣了,又同時出在山東淄川,所以我就假設西周生就是蒲松齡。我又用語言學的方法,把書裡面許多方言找出來。運氣很好,正巧那幾年國內發現了蒲松齡的幾部白話戲曲,尤其是長篇的戲曲,當中有一篇是將《江城》的故事編成為白話戲曲的。我將這部戲曲里的方言找出來,和《醒世姻緣》裡面的方言詳細比較,有許多特別的字集成為一個字典,最後就證明《醒世姻緣》和《江城》的白話戲曲的作者是同一個小區域裡的人。再用別的方法來證明那個時代的荒年;後來從歷史的記載里得到同樣的結論。考證完了以後,就有書店來商量印行,並排好了版。我因為想更確實一點,要書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第五年才印出來。當時傅先生很高興——因為他是作者的同鄉,都是山東人。我舉這一個例,就是說明要大膽的假設,而單只假設還是不夠的。後來我有一個在廣西桂縣的學生來了封信,告訴我說,這個話不但你說,從前已經有人說過了。乾隆時代的鮑廷博,他說留仙(蒲松齡)除了《聊齋志異》以外,還有一部《醒世姻緣》。因鮑廷博是刻書的,曾刻行《聊齋志異》。他說的話值得注意。我經過幾年的間接證明,現在至少有個直接的方法幫助我證明了。

  我所以舉這些例,把這些小說當成待解決的問題看,目的不過是要拿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來灌輸介紹一種做學問的方法。這個方法的要點,就是方才我說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如果一個有知識有學問有經驗的人遇到一個問題,當然要提出假設,假定的解決方法。最要緊的是還要經過一番小心的證實,或者否證它。如果你認為證據不充分,就寧肯懸而不決,不去下判斷,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證很重要。

  時間很短促,最後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長傅先生的一句口號,來結束這次講演。他這句口號是在民國十七年開辦歷史語言研究所時的兩句名言,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兩句話前一句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一句,後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長已經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濟之先生卻還大為宣傳這個口號,可見這的確是我們治學的人應該注意的。假設人人能提,最要緊的是能小心的求證;為了要小心的求證,就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今天講的很淺近,尤其是在座有許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還請他們多多指教。

(本文為1952年12月1日胡適在台灣大學的演講,原載
1952年12月2日台北《中央日報》、《新生報》)

第二講 方法的自覺[編輯]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上次我在台大講治學方法的引論,意思說我們須把科學的方法——尤其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應用到文史和社會科學方面。治學沒有什麼秘訣;有的話,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證據。」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兩句話作為治學的方法,後來錢校長對我說:學理、工、農、醫的人應該注重在上一句話「大膽的假設」,因為他們都已比較的養成了一種小心求證的態度和習慣了;至於學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應該特別注重下一句話「小心的求證」,因為他們沒有養成求證的習慣。錢校長以為這兩句話應該有一種輕重的區別:這個意思,我大體贊成。

  今天我講治學方法第二講:方法的自覺。單說方法是不夠的;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錯誤,往往由於方法的不自覺。方法的自覺,就是方法的批評; 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發現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做科學實驗室工作的人,比較沒有危險,因為他隨時隨地都有實驗的結果可以糾正自己的錯誤。他假設在某種條件之下應該產生某種結果;如果某種條件具備而不產生某種結果,這就是假設的錯誤。他便毫不猶豫的檢討錯誤在什麼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隨時隨地的檢討自己,批評自己,修正自己,這就是自覺。

  但我對錢校長說的話也有一點修正。做自然科學的人,做應用科學的人,學理、工、農、醫的人,雖然養成了科學實驗室的態度,但是他們也還是人,並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類通有的錯誤。他們穿上了實驗室的衣服,拿上了試驗管、天平、顯微鏡,做科學實驗的時候,的確是很嚴格的。但是出了實驗室,他們穿上了禮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換了一個態度;這個時候,他們就不一定能夠保持實驗室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態度。一個科學家穿上禮拜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以科學史上很有名的英國物理學家洛奇先生(Sir Oliver Lodge)為例。他在物理學上占很高的地位;當他討論到宗教信仰問題的時候,就完全把科學的一套丟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談到鬼的時候,就把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和方法完全擱開。他要同鬼說話、同鬼見面。他的方法不嚴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夠在實驗室里注重小心求證的方法,而出了實驗室還能夠把實驗室的態度應用到社會問題、人生問題、道德問題、宗教問題的——這種人很少。今天我特別要引一個人的話作我講演的材料:這人便是赫胥黎(T. H. Huxley)。他和達爾文二人,常常能夠保持實驗室的態度,嚴格的把這個方法與態度應用到人生問題和思想信仰上去。1860年,赫胥黎最愛的一個兒子死了,他有一個朋友,是英國社會上很有地位的文學家、社會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萊(Charles Kinsley)。他寫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這個機會說:「你在最悲痛的時候,應該想想人生的歸宿問題吧!應該想想人死了還有靈魂,靈魂是不朽的吧!你總希望你的兒子?不是這麼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時候,應該考慮考慮靈魂不朽的問題呵!」因為金司萊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臂黎也很誠懇的寫了一封長信答覆他。這信裡面有幾句話,值得我引來作講方法自覺的材料。他說:「靈魂不朽這個說法,我並不否認,也不承認,因為我找不出充分的證據來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學室里的時候,我要相信別的學說,總得要有證據。假使你金司萊先生能夠給我充分的證據,同樣力量的證據,那麼,我也可以相信靈魂不朽這個說法。但是,我的年紀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就是口裡說出和心裡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認為說這一句話是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人生最大的報酬和最大的懲罰都跟着這個神聖的舉動而來的。」赫胥黎是解剖學專家。他又說:「假如我在實驗室做解剖、做生理學試驗的時候,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我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對於解剖學或者生理學上小小的困難尚且如此;那麼,我對人生的歸宿問題,靈魂不朽問題,難道可以放棄我平常的立場和方法嗎?」我在好幾篇文章裡面常常引到這幾句話。今天摘出來作為說方法自覺的材料。赫胥黎從嘴裡說出,心裡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聖的一種舉動。無論是在科學上的小困難,或者是人生上的大問題,都得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這就是科學的態度,也就是做學問的基本態度。

  在文史方面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還沒有能夠做到這樣嚴格。我們以美國今年的大選同四年前的大選來做說明。1948年美國大選有許多民意測驗研究所,單是波士頓一個地方就有七個民意測驗研究所。他們用社會科學家認為最科學的方法來測驗民意。他們說:杜魯門一定失敗,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選舉的時候,杜魯門拿到總投票百分之五十點四,獲得了勝利。被社會科學家認為最科學、最精密的測驗方法,竟告不靈;弄得民意測驗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紅耳赤,簡直不敢見人,幾乎把方法的基礎都毀掉了。許多研究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統計學的朋友說,不要因為失敗,就否認方法;這並不是方法錯了,是用方法的人不小心,缺乏自覺的批評和自覺的檢討。今年美國大選,所有民意測驗機構都不敢預言誰能得勝了;除了我們平時不掛「民意測驗」「科學方法」招牌的人隨便談的時候還敢說「我相信艾森豪會得勝」外,連報紙專欄作家和社論專家都不敢預言,都說今年大選很不容易推測。結果,艾森豪獲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數。為什麼他們的測驗含有這樣的錯誤呢?他們是向每一個區域,每一類有投票權的人徵詢意見,把所得到的結果發表出來,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贊成共和黨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贊成民主黨史蒂文生,還有百分之四沒有意見,1948年的選舉,百分之五十點四便可以勝利——其實百分之五〇點一就夠了,百分之五〇點〇〇一也可以勝利。所以這百分之四沒有表示意見的人,關係很大。在投票之前,他們不表示意見,當投票的時候,就得表示意見了。到了這個時候,不說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響全局。沒有計算到這裡面的變化,就容易錯誤了。以社會科學最精密的統計方法,尚且有漏洞,那麼,在文史的科學上面,除了考古學用實物做證據以及很嚴格的歷史研究之外,普通沒有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沒有嚴格的自己批評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嚴格,用得太鬆懈了。

  有一個我平常最不喜歡舉的例子,今天我要舉出來簡單的說一說。社會上常常笑我,報紙上常常挖苦我的題目。就是《水經注》的案子。為什麼我發了瘋,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水經注》這個問題呢?我得聲明,我不是研究《水經注》本身。我是重審一百多年的《水經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功夫來審這件案子,因為一百多年來,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如山西的張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楊守敬和作了許多地理學說為現代學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國維以及江蘇的孟森:他們都說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紀享有盛名的考古學者、我的老鄉戴震(東原)先生是個賊,都說他的《水經注》的工作是偷了寧波全祖望、杭州趙一清兩個人的《水經注》的工作的。說人家作賊,是一件大事,是很嚴重的一件刑事控訴。假如我的老鄉還活着的話,他一定要提出反駁,替自己辯白。但是他是1777年死的,到現在已經死了一七五年,骨頭都爛掉了,沒有法子再跑回來替自己辯護。而這一班大學者,用大學者的威權,你提出一些證據,他提出一些證據,一百多年來不斷的提出證據——其實都不是靠得住的證據——後來積非成是,就把我這位老鄉壓倒了,還加上很大的罪名,說他做賊,說他偷人家的書來作自己的書。一般讀書的人,都被他們的大名嚇倒了,都相信他們的「考據」,也就認為戴震偷人的書,已成定論,無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點閒工夫,想到這一位老鄉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難道他是賊嗎?我就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幾個人提出的一大堆證據拿來審查,提出了初步的報告。後來覺得這個案子很複雜,材料太多,應該再審查。一審就審了五年多,才把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這一百多年的許多有名的學者,原來都是糊塗的考證學者。他們太懶,不肯多花時間,只是關起大門考證;隨便找幾條不是證據的證據,判決一個死人作賊;因此構成了一百多年來一個大大的冤獄!

  我寫了一篇關於這個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刊物上。英美法系的證據法,凡是原告或檢察官提出來的證據,經過律師的辯論,法官的審判,證據不能成立的時候,就可以宣告被告無罪。照這個標準,我只要把原告提出來的證據駁倒,我的老鄉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無罪了,但是當我拿起筆來要寫中文的判決書,就感覺困難。我還得提出證據來證明戴震先生的確沒有偷人家的書,沒有做賊。到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英美法系的證據法的標準,同我們東方國家的標準不同。於是我不但要作考據,還得研究證據法。我請教了好幾位法官:中國證據法的原則是什麼?他們告訴我:中國證據法的原則只有四個字,就是「自由心證」。這樣一來,我證明原告的證據不能成立,還不夠,還得要做偵探,到處搜集證據;搜了五年,才證明我的老鄉的確沒有看見全祖望、趙一清的《水經注》。沒有機會看見這些書,當然不會偷了這些書,也就沒有做賊了。

  我花了五年的工夫得着這個結論;我對於這個案件的判決書就寫出來了。這雖然不能當作專門學問看,至少也可以作為文史考證的方法。我所以要做這個工作,並不是專替老鄉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師,做偵探。我上次說過,我借着小說的考證,來解說治學的方法。同樣的,我也是借《水經注》一百多年的糊塗官司,指出考證的方法。如果沒有自覺的批評、檢討、修正,那就很危險。根據五年研究《水經注》這件案子的經驗,我認為作文史考據的人,不但要時時刻刻批評人家的方法,還要批評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調查人家的證據,還得要調查自己的證據。五年的審判經驗,給了我一個教訓。為什麼這些有名的考證學者會有這麼大的錯誤呢?為什麼他們會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學者呢?我的答案就是:這些做文史考據的人,沒有自覺的方法。剛才說過,自覺就是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自己修正自己,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文史科學,社會科學方面,我們不但要小心的求證,還得要批評證據。自然科學家就不會有這種毛病;因為他們在實驗室的方法就是一種自覺的方法。所謂實驗,就是用人工造出證據來證明一個學說、理論、思想、假設。比方天然界的水,不能自然的分成氫氣和氧氣。化學家在做實驗的時候,可以用人工把水分成氫氣和氧氣各為若干成分。天然界不存在的東西,看不見的現狀,科學家在實驗室裡面用人工使他們產生出來。以證明某種假設:這就是所謂實驗。文史科學,社會科學沒有法子創造證據。我們的證據全靠前人留下來的;留在什麼地方,我們就到什麼地方去找。不能說找不到便由自己創造一個證據出來。如果那樣,就是偽證,是不合法的。

  我們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學家一樣,用實驗的方法來創造證據,那麼,怎麼辦呢?除了考古學家還可以從地下發掘證據以外,一般文史考證,只好在這本書裡頭去發現一條、在那本書裡面去發現一條,來作為考證的證據。但是自己發現的證據,往往缺乏自己檢討自己的方法。怎麼樣才可以養成方法的自覺呢?今天我要提出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是我多年以來常常同朋友們談過,有時候也見諸文字的。中國的考證學,所謂文史方面的考證,是怎麼來的呢?我們的文史考證同西方不一樣。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方法已經應用了很久,並且已經演進到很嚴格的地步了,然後才把它應用到人文科學方面;所以他們所用的方法比較好些。我們的考證學已經發達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歷史了。從宋朝朱子(歿於西曆一千二百年)以來,我們就已經有了所謂窮理、格物、致知的學問,卻沒有自然科學的方法。人家西方是從自然科學開始;我們是從人文科學開始。我們從朱子考證《尚書》《詩經》等以來,就已經開了考證學的風氣;但是他們怎麼樣得到考據的方法呢?他們所用的考證、考據這些名詞,都是法律上的名詞。中國的考據學的方法,都是過去讀書人做了小官,在判決官司的時候得來的。在唐宋時代,一個中了進士的人,必須先放出去做縣尉等小官。他們的任務就是幫助知縣審判案子,以訓練判案的能力。於是,一般聰明的人,在做了親民的小官之後,就隨時誠誠懇懇的去審判人民的訴訟案件;久而久之,就從判案當中獲得了一種考證、考據的經驗。考證學就是這樣出來的。我們講到考證學,講到方法的自覺,我提議我們應參考現代國家法庭的證據法(Law of Evidence)。在西方證據法發達的國家,尤其是英美,他們的法庭中,都採用陪審制度,審案的時候,由十二個老百姓組成陪審團,聽取兩造律師的辯論。在陪審制度下,兩造律師都要提出證人證物;彼此有權駁斥對方的證人證物。駁來駁去,許多證人證物都因此不能成立,或者減少了作證的力量。同時因為要顧到駁斥的關係,許多假的,不正確的和不相干的證據,都不能提出來了。陪審員聽取兩造的辯駁之後,開會判斷誰有罪,誰無罪。然後法官根據陪審員的判斷來定罪。譬如你說某人偷了你的表,你一定要拿出證據來。假如你說因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證明他偷了你的表;這個證明就不能成立。因為打老婆與偷表並沒有關係。你要把這個證據提出來打官司,法官就不會讓你提出來。就是提出來也沒有力量。就算你修辭很好,講得天花亂墜,也是沒有用的。因為不相干的證據不算是證據。陪審制度容許兩造律師各駁斥對方的證據,所以才有今天這樣發達的證據法。

  我們的考據學,原來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從審判訴訟案件的經驗中學來的一種證據法。我今天的提議,就是我們作文史考據的人,用考據學的方法,以證據來考訂過去的歷史的事實,以證據來批判一件事實的有無、是非、真假。我們考證的責任,應該同陪審員或者法官判決一個罪人一樣,有同等的嚴重性。我們要使得方法自覺,就應該運用證據法上允許兩造駁斥對方所提證據的方法,來作為我們養成方法自覺的一種訓練。如果我們關起門來做考據,判決這個人做賊,那個人是漢奸,是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斷來決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飾、有無;在我們的對面又沒有律師來駁斥我們:這樣子是不行的。我們要假定有一個律師在那裡,他隨時要駁斥我們的證據,批評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要是沒有一個律師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覺,態度也往往不夠謹慎,所得的結論也就不夠正確了。所以,我們要養成自覺的習慣,必須樹立兩個自己審查自己的標準:

  第一,我們要問自己:你提出的這個證人可靠嗎?他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你提出來的證物可靠嗎?這件證物是從那裡來的?這個標準是批評證據。

  第二,我們還要問自己:你提出的這個證人或者證物是要證明本案的那一點?譬如你說這個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證據卻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這是不相干的證據,這不能證明他偷了你的表。像這種證據,須要趕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覺,我覺得唯一的途徑,就是自己關起門來做考據的時候,就要如臨師保,如臨父母。我們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兩個標準:一要審查自己的證據可靠不可靠;二要審查自己的證據與本案有沒有相干。還要假定對方有一個律師在那裡,隨時要駁斥或者推翻我們的證據。如果能夠做到這樣,也許可以養成我開始所講的那個態度,就是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這就是我的提議。

  最後,我要簡單說一句話;要時時刻刻自己檢討自己,以養成做學問的良好習慣。台大的錢校長和許多研究自然科學,歷史科學的人可以替我證明:科學方法論的歸納法、演繹法,教你如何歸納、如何演繹,並不是養成實驗室的態度。實驗室的態度,是天天在那裡嚴格的自己檢討自己,創造證據來檢討自己;在某種環牆之下,逼得你不能不養成某種好習慣。

  剛才我說的英國大科學家洛奇先生,在實驗室是嚴格的,出了實驗室就不嚴格了。大科學家尚且如此!所以我們要注意,時時刻刻保持這種良好的習慣。

  科學方法是怎麼得來的呢?一個人有好的天資、好的家庭、好的學校、好的先生,在極好的環境當中,就可以養成了某種好的治學的習慣,也可以說是養成了好的做人的習慣。

  比方明朝萬曆年間福建陳第先生,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古音,證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讀「逼」。他從古書裡面,舉出二十個證據來證明。過了幾十年,江蘇崑山的一個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據家,顧亭林先生,也作同樣的考證;他舉出一六二個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那個時候,並沒有歸納法、演繹法,但是他們從小養成了某種做學問的好習慣。所以,我們要養成方法的自覺,最好是如臨師保,如臨父母,假設對方有律師在打擊我,否認我所提出的一切證據。這樣就能養成良好的習慣。

  宋人筆記中記一個少年的進士問同鄉老前輩;「做官有什麼秘訣?」那個老前輩是個參政(副宰相),約略等於現在行政院的副院長,回答道:「做官要勤、謹、和、緩。」後人稱為「做官四字訣」。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就聽到這個故事;當時沒有注意。從前我們講治學方法,講歸納法、演繹法;後來年紀老一點了,才曉得做學問有成績沒有,並不在於讀了「邏輯學」沒有,而在於有沒有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這四個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訣,也是良好的治學習慣。現在我把這四個字分別說明,作為今天講演的結論。

  第一,勤。勤是不躲懶,不偷懶。我上次在台大講演,提到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兩句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那就是勤。顧亭林先生的證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個證據,也是勤。我花了幾年的功夫來考據《醒世姻緣》的作者;又為「審判」《水經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這都是不敢躲懶的意思。

  第二,謹。謹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濫污。謹也可以說是恭敬的「敬」。夫子說「執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鄭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點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筆都不放過,就是謹。謹,就是「小心求證」的「小心」兩個字。

  剛才我引了赫胥黎的兩句話:「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就是嘴裡說出,心裡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判斷某人做賊,某人賣國,要以神聖的態度作出來;嘴裡說這句話,心裡覺得「相信是真的」。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的態度的。所以,謹就是把事情看得嚴重,神聖;就是謹慎。

  第二,和。和是虛心,不武斷,不固執成見,不動火氣。做考據,尤其是用證據來判斷古今事實的真偽、有無、是非,不能動火氣。不但不正當的火氣不能動,就是正義的火氣也動不得。做學問要和平、虛心,動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說;「科學好像教訓我們:你最好站在事實的面前,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要願意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要謙虛的跟着事實走,不管它帶你到什麼危險的境地去。」這就是和。

  第四,緩。宋人筆記:當那位參政提出「緩」字的時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議說緩要不得;不能緩。緩,是很要緊的。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輕易發表,不要輕易下結論;就是說「涼涼去吧!擱一擱、歇一歇吧!」凡是證據不充分或不滿意的時候,姑且懸而不斷;懸一年兩年都可以。懸並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證據的時候,再來審判這個案子。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許多問題,在證據不充分的時候,絕對不可以下判斷。達爾文有了生物進化的假設以後,搜集證據,反覆實驗,花了二十年的功夫,還以為自己的結論沒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發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討論到生物的演化是從微細的變異積聚起來的,但是總不肯正式發表。後來到了1858年,另外一位科學家華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寫了一篇文章寄給達爾文;要達爾文代為提出。達爾文不願自己搶先發表而減低華立氏發現的功績,遂把全盤事情交兩位朋友處理。後來這兩位朋友決定,把華立氏的文章以及達爾文在1857年寫給朋友的信和在1844年所作理論的撮要同時於1858年7月1日發表。達爾文這樣謙讓,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給了我們一個「緩」的例子。他的生物進化論,因為自己覺得證據還沒有十分充足,從開始想到以後,經過二十年還不肯發表:這就是緩。我以為緩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緩,也就不肯謹,不肯勤,不肯和了。

  我今天講的都是平談無奇的話。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學問要能夠養成「勤、謹、和、緩」的好習慣;有了好習慣,當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結果。

(本文為1952年12月5日胡適在台灣大學的演講,原載
1952年12月6日台北《中央日報》、《新生報》)

  

第三講 方法與材料[編輯]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國有一位哲學家叫做培根(Francis Bacon)。他可以說是鼓收方法論革命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譬喻;他將做學問的人運用材料比做三種動物。第一種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從外面找來,而是從肚裡面吐出來的。他用他自己無窮無盡的絲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網。這種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學問的人。第二種人好比螞蟻。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得了材料不會用,而堆積起來;好比螞蟻遇到什麼東西就背回洞裡藏起來過冬,但是他不能夠自己用這種材料做一番製造的工夫。這種做學問的人叫做螞蟻式的學問家。第三種人可寶貴了,他們好比蜜蜂。蜜蜂飛出去到有花的地方,採取百花的精華;采了回來,自己又加上一番製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說,這是做學問人的最好的模範——蜜蜂式的學問家。我覺得這個意思,很可以作為我今天講「方法與材料」的說明。

  在民國十七年(西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長傅斯年先生同我兩個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時發表了兩篇文章。他那時候並沒有看見我的文章,我也沒有看見他的文章。事後大家看見了,都很感覺興趣,因為都是同樣的注重在方法與材料的關係,傅先生那篇文章題目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題目是《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那是特別提倡擴大研究的材料的範圍,尋求書本以外的新材料的。

  民國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歐洲,是為了去參加英國對庚子賠款問題的一個會議。不過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副作用(我自己認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倫敦、巴黎兩處所藏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兩位先生在中國甘肅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諸位想都聽見過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來新材料發現的一個大的來源。

  在敦煌有一個地方叫千佛洞,是許多山洞。在這些山洞裡面造成了許多廟,可以說是中古時期的廟。其中有一個廟裡面有一個藏書樓——書庫,原來是藏佛經的書庫,就是後來報上常提起的「敦煌石室」。在這個書庫裡面藏有許多卷子——從前沒有現在這樣的書冊,所有的書都是卷子。每一軸卷子都是把許多張紙用一種很妙的粘法連起來的。很妙的粘法!經過一千多年都不脫節,不腐蝕。這裡面大概有一萬多中國中古時代所寫的卷子。有許多卷子曾由當時抄寫的人寫下了年月。照所記的年代看起來,早晚相去約為六百年的長時期。我們可以說石室裡面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紀初到十一世紀時的寶貝。這裡面除了中國文字的經以外,還有一些少數的外國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帶,從前叫做沙洲,地方乾燥,所以紙寫的材料在書庫裡面經過了一千多年沒有損壞。但是怎樣能保存這麼久沒有被人偷去搶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紀的時候,敦煌有一個變亂,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逃走之前,把石室書庫外面的門封起來。並且在上面畫了一層壁畫,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道壁畫裡面是門,門裡面有書庫,書庫裡面有一萬多卷的寶貝。變亂經過很長的時期。平靜了以後,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書庫這件事也忘了。這樣便經過一個從十一世紀到十九世紀末年的長時期。到清末光緒庚子年,那時候中國的佛教已經衰敗,敦煌千佛洞裡面和尚沒有了,住上了一個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廟宇,到處打掃打掃;掃到石室前面,看到壁畫後面好像有一個門;他就把門敲開,發現裡面是一大堆佛經。這一個王老道是沒有知識的,發現了這一大堆佛經後,就告訴人說那是可以治病的。頭痛的病人向他求醫,他就把佛經撕下一些來燒了灰,給病人吞下,說是可以治頭痛。王老道因此倒發了一筆小財。到了西曆1907年,英國探險家史坦因在印度組織了一個中亞細亞探險隊,路過甘肅,聽到了古經治病的傳說,他就跑到千佛洞與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只花了七十兩銀子,向王老道裝了一大車的寶貝材料回到英國去。這一部分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內存着。史坦因不懂得中國文字,所以他沒有挑選,只裝了一大車走了。到了第二年——西曆1908年——,法國漢學家,一個了不得的東方學家,伯希和,他聽說這回事,就到了中國,跑到王老道那裡,也和王老道嘀咕嘀咕,沒有記載說他花了多少錢,不過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夠看得懂佛經上的中外文字,於是就讓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盤很精,他要挑選;王老道就讓他挑。所以他搬去的東西雖然少一點,但是還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以及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許多不認識的梵文的經典,後來就從這些東西裡面,發現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亞細亞的文字。這一部分東西,現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從甘肅路過北京時,把在敦煌所得材料,向中國學者請教。中國的學者知道這件事,就報告政府。那時候的學部——教育部的前身——,並沒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運往法國了。只是打電報給甘肅,叫他們把所有石室里剩餘的經卷都運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長達幾丈,有的又很短。到這時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經是寶貝了。於是在路上以及起裝之前,或起裝當中,大家偷的偷,夾帶的夾帶。有時候點過了多少件,就有人將長的剪開湊數。於是這些寶貝又短了不少。運到北京後,先藏在京師圖書館。後來改藏在北平圖書館。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間的。有的藏在中國學者手裡,有的在中國的各處圖書館中,有的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這是第四部分。在一萬多卷古經卷裡面,只有一本是刻本的書,是一本《金剛經》,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運到英國去了。那上面注有年代,是唐懿宗年間(西曆868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確定的刻本書。此外都是卷子,大概在倫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國與日本民間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

  那時候(民國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唐朝禪宗的時候,想寫一部禪宗史。動手寫不到一些時候,就感覺到這部書寫不下去,就是因為材料的問題。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在中國所能夠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紀以後的,都是經過宋人竄改過的。在十一世紀以前,十世紀末葉的《宋高僧傳》裡面,偶然有幾句話提到那個時代唐朝禪宗開始的幾個大師的歷史,與後來的歷史有不同的地方。這個材料所記載的禪宗歷史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會。照我那時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記載,這個神會和尚特別重要。

  禪宗的歷史是怎麼樣起來的呢?唐朝初年,在廣東的韶洲【州?】(現在的韶關),有一個不認識字的和尚名叫慧能。這個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種新的佛教教義,但是因為這個和尚不大認識字,他也沒有到外邊去傳教,就死在韶洲【州?】,所以還是一個地方性的新的佛教運動。但是慧能有一個徒弟,就是上面所講的那個神會和尚。神會在他死後,就從廣東出發北伐——新佛教運動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雲寺的大庭廣眾中,指責當時在長安京城裡面受帝王崇拜的幾個大師都是假的。他說:「他們代表一種假的宗派。只有我那個老師,在廣東韶州的不認識字的老師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密傳的。」慧能是一個獦獠——南方的一個民族。他說:「從前印度的達摩到中國來,他開了一個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為法信。這件袈裟自第一祖達摩傳給第二祖,第二祖傳給第三祖,第三祖傳給第四祖,第四祖傳給第五祖,都以袈裟為證。到了第五祖,宗派展開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師,那個不認識字的獦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廚房裡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覺得他懂得教義了,所以在半夜裡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傳給他,同時把傳法的袈裟給他作為記號。後來他就偷偷出去到南方傳布教義。所以我的老師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領袖第六祖。他已經死了。我知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現在的所謂『兩京法祖三帝國師』(兩京就是東京洛陽,西京長安;三帝就是武則天和中宗、睿宗),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們沒有得到袈裟,沒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神會這種講演,很富有神秘性,聽的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後來有他有勢力的朋友把他弄到東京洛陽;他還是指當時皇帝所崇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為他說話時,年紀也大了,口才又好,去聽的人比今天還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氣了,又因為神會說的故事的確動人,也感覺到可怕,於是就說這個和尚妖言惑眾,謀為不軌,奏准皇帝,把神會流放充軍。從東京洛陽一直流放到湖北。三年當中,換了三處地方,過着被貶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時候,安祿山造反,把兩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這時候由皇帝的一個太子在陝西甘肅的邊界靈武,組織一個臨時政府,指揮軍隊,準備平定亂事。那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籌款解決財政問題。有這麼多的軍隊,而兩京又都失陷,到那裡去籌款呢?於是那時候的財政部長就想出一個方法,發鈔票——這個鈔票,不是現在我們用的這種鈔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須得的度牒。《水滸傳》中,魯智深殺了人,逃到趙員外家裡;趙員外就為他買了度牒,讓他做和尚。也就是這種度牒。——但是這個度牒,一定要有人宣傳,才可以傾銷。必須舉行一個會,由很能感動人的和尚去說法,感動了許多有錢的人,這種新公債才有銷路。就在那時候,被放逐三年的神會和尚跑了回來;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們都已跑走,投降了,靠攏了。神會和尚以八十歲的高齡回來,說:「我來為國報效,替政府推銷新的度牒。」據我那時候找到的材料的記載,這個神會和尚講道的時候,有錢的人紛紛出錢,許多女人們甚至把耳環戒指都拿下來丟給他;沒有錢的就願意做和尚、做尼姑。於是這個推銷政府新證券的辦法大為成功。對於郭子儀、李光弼收復兩京的軍事,神會和尚籌款的力量是一個大幫助。當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現在變成了擁護政府幫忙立功的大和尚。禍亂平定後,皇帝就把他請到宮裡去,叫工部趕快給神會和尚建造禪寺。神會死時,已九十多歲,替政府宣傳時,已將近九十歲了。神會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總司令,而且做了政府裡面的公債推銷委員會的主席。他成功身死以後,當時的皇帝就承認他為禪宗第七祖。當然他的老師那個南方不認識字的獦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時候我得到的材料是如此。

  神會雖然有這一段奮鬥的歷史,但在過了一二百年以後,他這一派並沒有多少人。別的冒牌的人又都起來,個個都說是慧能的嫡派。神會的真真嫡派,在歷史上沒有材料了。所以當我在民國十五年到歐洲去的時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沒有經過北宋人塗改過的真正的佛教史料。因為我過去搜集這些材料時,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許還在敦煌石室裡面保存。為什麼呢?方才講過,敦煌的卷子,是從五世紀起到十一世紀的東西。這六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時期,且在北宋人塗改史料以前;而石室里的材料,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佛教材料。所以我要到倫敦、巴黎去,要找新的關於佛教的史料,要找神會和尚有沒有留了什麼東西在敦煌石室書庫裡面。這就是我方才說的副作用。到了英國,先看看大英博物院,頭一天一進門就看見一個正在展覽的長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關材料。後來又繼續找了不少。我到法國的時候,傅斯年先生聽說我在巴黎,也從德國柏林趕來。我們兩個人同住在一個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國館子吃飯,夜間每每談到一兩點鐘。現在回憶起當時一段生活,實在是很值得紀念的。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不到三天,就看見了一段沒有標題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會的語錄,他所說的話和所作的事。卷子裡面常提到「會」;雖然那還是沒有人知道過,我一看就知道是神會,我走了一萬多里路,從西伯利亞到歐洲,要找禪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過了幾天,又發現較短的卷子,毫無疑義的又是神會有關的。後來我回到英國,住了較長的時期,又發現一個與神會有關的卷子。此外還有與那時候的禪宗有關係的許多材料。我都照了像帶回國來。四年之後,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題為《神會和尚遺集》。我又為神會和尚寫了一萬多字的傳記。這就是中國禪宗北伐的領袖神會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我在巴黎發現這些材料的時候,傅先生很高興。

  我所以舉上面這個例子,目的是在說明材料的重要。以後我還要講一點同類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我們用敦煌石室的史料來重新撰寫了禪宗的歷史,可以說是考據禪宗最重要的一段。這也是世界所公認的。現在有法國的哲學家把我發現後印出來的書全部譯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與我編的校看一次。美國也有人專研究這一個題目,並且也預備把這些材料譯成英文。因為這些材料至少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使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人得一個新的認識。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從德國回到中國;回國不久,就往廣東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並辦了一個小規模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後來又應蔡孑民先生之邀,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不久,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因為我們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別注重材料的重要。這裡面有幾點是在他死後他的朋友們所常常引用的。他講到中國三百多年的歷史學、語言學的考據,與古韻古音的考據,從顧亭林、閻百詩這兩個開山大師起,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在這三百多年當中,既然已經有人替我們開了一個新紀元,為什麼到現在還這樣倒楣呢?傅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三個最精闢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間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只能研究前人所創造的材料系統的就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或擴張他的研究材料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張他的材料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他作研究時所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充他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退步(在這裡,工具也視為材料的一種)。

  所以傅先生在他這篇文章中的結論,認為中國歷史學、語言學之所以能夠在當年有光榮的歷史,正是因為當時的顧亭林、閻百詩等大師能夠開拓的用材料。後來所以衰歇倒楣,也正是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楣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章里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條工作旨趣:

  一、保持顧亭林、閻百詩的遺訓。要運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的處理實在的問題。因為解決問題而更發生新問題;因為新問題的解決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來解決問題,運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的問題,要保持顧亭林、閻百詩等三百多年前的開拓精神。

  二、始終就是擴張研究材料,充分的擴張研究材料。

  三、擴充研究用的工具。

  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國十七年——北伐還沒有完成,北伐軍事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已經提出的意見。他在這篇文章裡面還發表了一個很偉大的夢想。他說我們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所以他計劃要大規模的發掘新材料:

  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從安陽到易州這一帶去發掘。

  第二步,從洛陽一帶去發掘;最後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走到中亞西亞去。在傅先生那一篇並不很長的「工作旨趣」裡面,在北伐革命軍事還沒有完成的時候,他已經在那裡做這樣一個擴大材料的夢想。而在最近這二十年來,中央研究院在全國學術機關內,可以說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我雖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份子,卻並不是在這裡做廣告。我們的確可以說,他那時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國,亦是全世界的學術界所應當驚異的。

  我在民國十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方法與材料》,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內,後來又收在《胡適文選》裡面。①我不必詳細的講它了。大意是說:材料可以幫助方法;材料的不夠,可以限制做學問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學問的結果與成績不同。在那篇文章裡面,有一個比較表,拿西曆1600年到1675年,七十五年間的這一段歷史,與東方的那段七十多年間的歷史相比較,指出中國和西方學者做學問的工作,因為所用材料的不同,成績也有絕大的不同。那時正是傅先生所謂顧亭林、閻百詩時代;在中國那時候做學問也走上了一條新的路,走上了科學方法的路。方法也嚴密了;站在證據上求證明。像昨天所說的顧亭林要證明

  

  ①編者注;即《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

  

  衣服的「服」字古音讀作「逼」,找了一百六十個證據。閻百詩為《書經》這部中國重要的經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證明《書經》中所謂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差不多偽古文裡面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來歷。這種科學的求證據的方法。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這種方法與西洋的科學方法,是同樣的了不得的。

  但是在同一個時期,——在1600—1675年這一段時期,——西洋做學問的人是怎麼樣呢?在十七世紀初年,荷蘭有三個磨玻璃的工匠,他們玩弄磨好的鏡子,把兩片鏡片疊起來,無意中發明了望遠鏡。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後,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學家伽利略(Galilei),便利用這一個原理,自出心裁的製造成一個當時歐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遠鏡。從這個望遠鏡中發現了天空中許多新的東西。同時在北方的天文學家,刻伯勒(Kepler)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運行軌道。他對於五大行星當中火星的軌道,老是計算不出來,但是收集了很多材料。後來刻伯勒就假設說,火星軌道不是平常的圓形的而是橢圓形的;不但有一個中心而且有兩個中心。這真是大膽的假設;後來證實這個假設是對的,成為著名的火星定律。當時刻伯勒在北方,伽利略在南方,開了一個新的天文學的紀元。伽利略死了二三十年以後,荷蘭有一位磨鏡工匠叫做李文厚(Lee uwenhoek),他用簡單的顯微鏡看毛細管中血液的運行和筋腱的纖維。他看見了血球、精蟲,以及細菌學(1675年),並且繪了下來。我們可以說,微菌學是萌芽於西曆1675年的。伽利略並且在物理學上開了新的紀元,規定了力學的幾個基本原理。

  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西曆1642),一位絕大的天才科學家——牛頓(Newton)——在英國出世。他把刻伯勒與伽利略等人的發現,總結起來,做一個更大膽的假設,可以說是世界上有歷史以來最大膽的二、三個假設中的一個,就是所謂萬有引力的定律。整個宇宙所有這些大的星,小的星,以及圍繞着太陽的各行星(包括地球),所以能夠在空中,各循着一定的軌道運行,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有萬有引力的緣故。在這七十五年中,英國還有兩位科學家我們必須提到的。一位是發明血液循環的哈維(Harvey),他的劃時代的小書是1628年出版的。一位是了不得的化學家波耳(Boyle),他的在思想史上有名的著作《懷疑的化學家》是1661年出版的。

  西方學者的學問工作,由望遠鏡、顯微鏡的發明,產生了力學定律、化學定律,出了許多新的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理學家。新的宇宙出現了。但是我們中國在這個時代,在學者顧亭林、閻百詩的領導下做了些什麼呢?我們的材料是書本。顧亭林研究古韻,他的確是用新的方法,不過他所用的材料也還是書本。閻百詩研究古文《尚書》,也講一點道理,有時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書本。這三百多年來研究語言學、文字學所用的材料都是書本。可是西方同他們同時代的人,像刻伯勒、伽利略、牛頓、哈維、波耳,他們研究學問所用的材料就不僅是書本;他們用作研究材料的是自然界的東西。從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們能看清楚了;所看不見的衛星,他們能看見了;所看不出來的纖維組織,他們能看出來了。結果,他們奠定了三百年來新的科學的基礎,給人類開闢了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而我們這三百多年來在學問上,雖然有了了不起的學者顧亭林、閻百詩做引導,雖然可以說也有「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但是因為材料的不同,弄來弄去離不開書本,結果,只有兩部《皇清經解》做我們三百年來治學的成績。這個成績跟三百年來西方科學的成績比起來,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而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說明傅先生的話:凡能夠擴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擴充新的材料,只能研究舊的,間接的材料的就退步。我在那篇文章裡面有一張表,可以使我們從這七十五年很短的時間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制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規定了研究的成績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後面也有一個和傅先生相類似的意見,就是說:就紙上的考證學,也得要跳過紙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創造出有價值的成績。我那篇文章雖然沒有他那一種遠大的大規模的計劃,但是也可以做為他那篇歷史上很重要的宣言的小小註腳。我們的結論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終沒有他那樣大規模的夢想:做學問的團體研究,集團研究(Corporate Research)。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過這種夢想——找許多人來分工合作,大規模的發現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則,新的原理;在西洋各國已經逐漸實現了。中國方面,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創立了中國地質調查所,可以說是在北方的一個最重要的學術研究團體,為團體研究,以收集新材料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土。在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國的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各方面,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遠大的見識,搜羅了全國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專家學者,實地去調查、去發掘。例如,安陽的十五次發掘,及其他八省五十五處的發掘,和全國各地語言語音的調查,這些工作,都是為擴充新的材料。除了地質調查所以外,歷史語言研究所可以說是我們規模最大成績最好的學術研究團體。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文史的學問,到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以後才走上了完全現代化、完全科學化的大路,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夢想的團體研究的一個大成績。

  不論團體研究也好,個人研究也好,做研究要得到好的成績,不外上面所說的三個條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夠隨時隨地擴張材料;三、能夠擴充研究時所用的工具。這是從事研究學問而具有成績的人所通有的經驗。

  我在開始講「治學方法」第一講的時候,因為在一個廣場中,到的人數很多,沒有黑板,沒有粉筆,所以只能講一些淺顯的小說考證材料。有些人認為我所舉的例太不重要了。不過今天我還要和諸位說一說,我用來考證小說的方法,我覺得還算是經過改善的,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我可以引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說考證,也替中國文學史家與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擴充了無數的新材料。只拿找材料做標準來批評,我二十幾年來以科學的方法考證舊小說,也替中國文學史上擴充了無數的新證據。

  我的第一個考證是《水滸傳》。大家都知道《水滸傳》是七十一回,從張天師開始到盧俊義做夢為止。但是我研究中國小說,覺得可以分為兩大類。像《紅樓夢》與《儒林外史》是第一類,是創造的小說。另一類是演變的小說;從小的故事慢慢經過很長時期演變擴大成為整部小說:像《水滸傳》《西遊記》《隋唐演義》《封神榜》等這一類故事都是。我研究《水滸傳》,發現是從《宣和遺事》這一本很小的小說經過很長的時期演變而來。在演變當中,《水滸傳》不但有七十一回的,還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想是:到了金聖歎的時候,他以文學的眼光,認為這是太長了;他是一個劊子手,又有文學的天才,就拿起刀來把後面的割掉了,還造出了一個說法,說他得到了一個古本,是七十一回的。他並且說《水滸傳》是一部了不得的書,天下的文章沒有比《水滸》更好的。這是文學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學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滸》批得很好,又做了一篇假的序,因此,金聖歎的《水滸》,打倒一切的《水滸》。我這個說法,那時候大家都不肯相信。後來我將我的見解,寫成文章發表。發表以後,有日本方面做學問的朋友告訴我說: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後來我在無意中又找到了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台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為我的研究《水滸傳》,總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會上注意到了,於是材料都出來了。這就是一種新材料的發現,也就是二十多年來因我的提倡考證而發現的新材料。

  關於《紅樓夢》,也有同樣的情形。因為我提倡用新的觀點考證《紅樓夢》,結果我發現了兩種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為這個一百二十回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說《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後面的四十回是一個叫做高鶚的人加上去的。他也編造了一個故事說:是從賣糖的擔子中發現了古本。我因為對於這個解釋不能滿意,總想找新的材料證明是非,結果我發現了兩部沒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現在印行出來的八十回本。

  因為考證《紅樓夢》的關係,許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現了。此外,還有許多關於曹雪芹一家的傳記材料。最後又發現脂硯齋的評本《紅樓夢》;雖然不完全,但的確是最早的本子——就是現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後來故宮博物院開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張抽屜里,發現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大批秘密奏摺。這個奏摺證明當時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親、叔父三代四個人繼續不斷在南京做江寧織造五十年,並且兼兩淮鹽運使。這是當時最肥的缺。為什麼皇帝把這個全國最肥的缺給他呢?因為他是皇帝的間諜,是政治特務;他替皇帝偵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監視他們回家以後做些什麼事,並且把告老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隨時報告皇帝。一個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晉京朝聖,起程的頭一天,江蘇下雪或下雨:他把這個天氣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傳達給皇帝。等到那個總督或巡撫到京朝見時,皇帝就問他「你起程的頭一天江蘇是下雪嗎?」這個總督或巡撫聽到皇帝的這個問話,當然知道皇帝對於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謹慎做事了。

  我所以舉《紅樓夢》的研究為例;是說明如果沒有這些新的材料,我們的考證就沒有成績。我研究這部書,因為所用的方法比較謹嚴,比較肯去上天下地,動手動腳找材料,所以找到一個最早的「脂硯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個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無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幾代的傳記材料。因為有這些新材料,所以我們的研究才能有點成績。但是亦因為研究,我們得以擴張材料;這一點是我們可以安慰自己的。

  此外如《儒林外史》,是中國的第一部小說。這本書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吳敬梓做的。當我在研究時,還不知道作者吳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我為了考證他的人,要搜求關於他的材料。不到幾個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吳敬梓詩文集、全集,後面還附有他兒子的詩。這厚厚的一本書,在書店中別人都不要的,我花一塊半錢就買到了。這當是一個海內孤本(我恐怕它失傳,所以重印了幾千冊)。就拿這種考證來講,方法與材料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材料,就沒有法子研究;而因為考證時能夠搜求材料,又可以增加了許多新材料。

  我再用佛教史的研究說明擴張材料。我那年在英國大英博物院看敦煌卷子的時候,該院一位管理人告訴我說:有一位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剛剛照了許多卷子的影片帶回去。後來矢吹慶輝做了一本書叫《三階教》。這是隋唐之間佛教的一個新的研究;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敦煌的卷子,一部分是日本從唐朝得來的材料。

  我搜求神會和尚的材料,在巴黎發現敦煌所藏的兩個卷子。我把它印出來以後,不到三年,日本有位石井實先生,買到了一個不很長的敦煌的卷子,也是與神會和尚有關的材料。這個卷子和我所發現的材料比較起來,他的前面一段比我發現的少,後面一段比我發現的多。這個卷子,他也印出來了。另外一位日本學者鈴木,也有一卷關於神會的卷子;這和我所發現的是一個東西,但是抄寫的不同,有多有少,可以互相補充。因為考證佛教史中禪宗這個小小的問題,增添了上面所說的許多材料。

  日本的矢吹先生在倫敦博物院把敦煌所藏的卷子,照了許多影片帶回日本以後,日本學者在這些照片裡面發現了一件寶貝,就是上面講到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認識字的和尚,禪宗第六祖慧能的語錄——《壇經》。這是從來沒有的孤本,世界上最寶貴的本子。這本《壇經》只有一萬一千言;在現在世面上流行的本子有二萬二千言。這本《壇經》的出現,證明現在流行的《壇經》有百分之五十是後來的一千多年中和尚們你增一條,我添一章的加進去的,是假的。這也是佛教史上一個重要的發現。總之,因為我考證中國佛教新的宗派在八世紀時變成中國正統的禪宗的歷史,我就發現了許多新的材料。

  最後我感謝台灣大學給我這個機會——講學。我很慚愧,因為沒有充分準備。我最後一句話,還是我開頭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求證當中,自己應當自覺的批評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滿意,再找新證據。這樣,才能有新的材料發現;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績、有結果、有進步。所以我還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長傅先生的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本文為1952年12月6日胡遠在台灣大學的演講,原載
1952年12月7日台北《中央日報》、《新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