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作者：魯迅
1929年5月25日

本作品收錄於《三閒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麼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於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裡來講幾句，情不可卻，只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於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麼——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為什麼呢，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裡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著「光復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煉。但後來，詩人葉遂寧，小說家索波裡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煉的也並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裡呢，連「頭」也沒有，那裡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於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裡遙望廣州暴動的詩，「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只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著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徵》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紅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著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於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才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麼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麼，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日本的雜志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眾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於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於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為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紹介到中國來；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於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於大家更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