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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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作者:魯迅
1929年5月25日
「皇漢醫學」
本作品收錄於《三閒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麼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於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裡來講幾句,情不可卻,只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於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麼——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為什麼呢,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裡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著「光復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煉。但後來,詩人葉遂寧,小說家索波裡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煉的也並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裡呢,連「頭」也沒有,那裡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於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裡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Pong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只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著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徵》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紅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著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於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才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麼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麼,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日本的雜志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眾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於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於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為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紹介到中國來;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於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於大家更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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