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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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现在常常有人找我去演讲,我因为事情很忙,就告诉新闻界的朋友说,我的店底已经卖完了,新货还没有来,现在只好暂停交易,以后再择吉开张。可是两星期以前江校长要我来同诸位谈谈,也没有告诉我什么题目,曾经有一位新闻记者问我在一女中准备讲什么?我说:想对各位中学生朋友讲白话文的意义。后来报纸上登出来的是“白话文的改革”,好在意思都差不多。

  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提倡白话文来代替古文,以活的语言作教育的工具,作文学的工具,究竟白话文的基础是什么?意义是什么?4月15日就要在台湾出版我的一本书,叫做《四十自述》。在我四十岁的时候,为了一般朋友的劝告,写了六章自传,后来又加写了一章,是讲我提倡白话文的事,也就是人家所称的文学革命。各位可以看看,在最后一章的附录,就是写我们一般朋友提倡文学革命的历史。送给一女中的一本里面的错字都是我自己改的。

  那时在美国大学里,我们中国的留学生不多,年纪虽都不大,思想却比较成熟,都是受过传统的古文教育的。对于古代文字的训练也都有些基础,会作古文、古诗,并且常常讨论。今天诸位也常能听见许多人说,研究历史一定要有一元论的历史观,共产党是认为由于生产而固定一切的历史事实;于信神的就说历史的最后解释是神。无论以那一种因素来解释历史;或说上帝可以解释一切;或说经济生产的方法可以解释一切,这些都叫做一元的历史观。我们不赞成这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我觉得许多历史的事实是偶然的。譬如我们提倡白话文学就是很偶然的事,各位看了我的《四十自述》,就可以知道提倡白话文是很偶然的事了。

  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校国里有一个凯约嘉湖,附近有山有瀑布,风景优美。在1915年的夏天,来了几个暑期学校的男女同学,那里的中国女学生很少,所以男学生就忙着租船,请了两个女同学游湖。忽然起了大风,他们就赶快靠岸,船刚靠岸,风雨来了,大家又抢着上来,把船弄翻了,虽然没有出什么危险,却弄湿了一位女同学的衣服。他们就在岸上用了野餐,其中有一位同学却写了一首诗叫“凯约嘉湖上覆舟记实”。那时候我已离开康奈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了,所以他把那首诗寄给我看。他作的是四个字一句的古诗,我看完之后就写信给他批评这首诗不好。因为将二千年前的死字和二千年后的活字用在一起,文字不一致,诗的文字是应该一致的。我那个朋友就提出抗议,这些事都是偶然的。来了女学生是一个偶然,租船游湖又是一个偶然,遇着风雨,弄湿衣服,也都是偶然。那个朋友作诗以及我批评他,都是偶然又偶然的事。那时哈佛大学有位姓梅的老朋友,见到我的批评就出来打抱不平,来信骂了我一顿,我又回信驳他。因此,我要告诉各位小朋友,这种有意思的讨论比写情书有用得多。在我们讨论之间,有几个很守旧的同学和我们慢慢讨论到什么叫死的文字?诗应该用什么文字?以后范围又扩大到中国的文学将来应该用什么文字?是用二、三千年前孔子、孟子时代、司马迁时代的死的文字呢?还是用现在的活的文字?那时就在康奈尔、哥伦比亚、哈佛、华盛顿和华夏女子大学这五个大学的宿舍中讨论起来。一天一张明信片,三天一封长信,这样把我逼上梁山,逼着我去想,逼着去讨论。因此,我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必须改革。但是文学革命该走什么路呢?大家都觉得应该从内容改革起,我觉得文学是根据文字,而文字是根据语言;说话是文字的根本,文字是文学的根本,也是一切文学的工具。于是不得不去研究中国的文学史,我由研究文学史得到了许多材料,完全是根据中国历史上、文学上、文字上的传统得来的一种教训,一种历史的教训。中国每一个文学发达的时期,文学的基础都是活的文字——白话的文字。但是这个时期过去了,时代变迁了,语言就慢慢由白话变成了古文,从活的文字变成死的文字,从活的文学变成死的文学了。因为一般人的专门仿古,那个时代的文学就倒帽了,衰弱了。又一个新的时代起来,老百姓又提出一个新的材料、新的方式、新的工具;这样,文学就起了一个新的革命。二千五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有两个潮流:一个是读书人的士大夫文学潮流,一个是老百姓的平民文学潮流。中国文学史上总是有上下两层潮流,上层的潮流是古文,是作模仿的文学,下层的潮流随时由老百姓提出他的活的语言,作活的文学,譬如三百篇的《诗经》里,有一百篇都是民间的歌谣,我们可以断定它是活的语言,它把仇恨、情爱和吵架时的情感都表达出来。这种文学决不是要等学会了一种死的语言再来作的。又譬如婴儿在睡觉的时候哭闹,母亲往往顺口哼出儿歌来催他睡觉,这儿歌是不是要等他学了二十年的古文再来唱呢?从前男女恋爱也往往是男的唱一首情歌,女的就回唱一首情歌,这情歌是不是也要等他们上十年的古文再来唱呢?还是就唱他所能唱的歌呢?当然是用活的语言来唱。又像在有些都市或乡村里有谈笑话和讲故事的人,他们为了要使人家听得懂,就非讲白话不可,他们没有法子等学了古文再来讲。所以每个时代都有老百姓在用活的语言创造他们的文学,创造他们的儿歌、情歌、山歌、故事……。这是由中国二千五百年的文学史上得来的教训,往往下层的文学力量大,影响到上层的文学。读书的人家都是守旧的,不准小孩子看小说,唱土话的歌,但是当家里的佣人抱着他时就会讲一个故事给他听,而他就会觉得故事很好听,甚至比先生讲的书要好懂多了。今天在座的同学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小时候的情形,那时我们看小说都要偷偷地看,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有用活的文学的国家都曾经经过这么一个时代。以欧洲来讲,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古文废了。欧洲的古文有两种,最古的是希腊文,其次是拉丁文。那时候罗马帝国规模很大,中古和近古早期的欧洲,所有读书人都是用拉丁文著述、通信。后来,意大利有一个大文学家最先用他本国的白话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戏剧……。只有他有勇气替意大利创造了新的文字、活的语言。另外有个意大利人因为偷看了用意大利白话文写的诗,被他父亲知道了就把他关在一间房子里,只给他开水和黑面包不准他喝牛奶,只因他胆敢偷看用意大利白话文写的诗,所以该罚!该罚!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七八岁的时候念的是乡学,先生是我的叔叔,他一共只有两个学生,有一天,先生被人家邀去打纸牌,学生可以自由活动,我那个同学向来是赖学的,就跑出去玩了,我素来不赖学,就趁空替先生理东西,忽然看见字纸箆里有一本破书,我捡起来一看,是一本破的《水浒传》,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水浒传》确是一本好书,当时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就拿着这本破《水浒传》一直站着看完,那本破书到“李逵打死殷天赐”以下就没有了。我看完以后就跑出去找另外一个不高明不学好的叔叔,我知道他会讲故事,我问他:“你有这个书吗?你替我找一本全部的好不好?”于是他替我借了全部的《水浒传》,我一个晚上就看完了。

  下层文学总是慢慢上来影响上层的文学。那时候先生不许我们看下层文学的书,偏偏我偶然的在字纸篦里看见了这本破书,站着看完也是偶然的事,平民文学慢慢地影响到上层社会,于是就有许多人偷偷的看,有时候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改,现在的许多伟大小说都不知道是谁著的,《水浒传》有人说是施耐庵著的,但我考据了多少年,还不知道是谁著的。因为这些小说都是经过许多头等的小说家看过之后,认为故事不好,就你改一段,他改一段,又不肯用真姓名,只有用假名,中国二千五百年来文学演变的历史,给我一个教训:就是无论那个时代,都有老百姓用活的语言来写他的小说,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自然的趋势。这些新文学慢慢上来影响到守旧的死党,他们作诗填词不全用白话,但是好的诗总是白话,好的词也是白话。也有用古文写的小说,但是,到今天还是一年销几千万本的小说,如《水浒传》这些书都是用白话文写的。

  我们再看,许多古文在当时都是白话,譬如我刚才说的《诗经》是白话,没有问题。其他如《论语》《孟子》也是白话,何以知道是白话呢!他用的代名词、虚字都不同,这是因为当初的文字不够,不过到了写《诗经》的时代,才把虚字都写下来。所以你们若是读过《诗经》,或是课本里选过《诗经》的诗,就会觉得白话的味儿很重。孔子、孟子是用当时山东西部的语言,《左传》这部书的文字就是代表当时几个地方的方言。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古文,在当时都是白话,不过这个白话已经隔了两三千年,时代旧了,白话就变成了古文:活的语言变成了古的语言,活的文学变成了古的文学。本来每个时代都应该由活的语言创造那个时代的活的文学,后来因为时间久了,古文的权威大,力量大,大家不知道抗拒,古时候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全国的考试制度都是用一种文字,一种形式的作文来做考试的文字,因为有这种统一的考试制度,结果就格外使古文的威势增大,在当时感觉到中国这么大,不能靠活的方言去发展,如果靠各地的方言去发展,就台湾有台湾的方言,福建有福建的方言,广东有广东的方言,浙江有浙江的方言,安徽有安徽的方言,这样一来就不统一了,所以当初认为古文是政治上和教育上的统一工具。因此,大家感觉到古代的文化的统一,政治的统一,教育的统一都是靠统一的古文,所以古文不能废。这是当初许多人反对白话文的理由。就是到现在还有一般老先生,舍不得把古文丢掉,考试院前年表示考试的作文不用白话文,都要用古文,这都是错误的意见,以为多少年来都是靠统一的文言文来维持政治上、教育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所以古文不能丢掉,殊不知道几千年来,已经由我们的老祖宗替我们准备了一个新的教育的统一工具,文字的统一工具,语言和文字的统一工具。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国语,当初所谓的官话。

  使用官话的区域一天天扩大,我们自由中国台湾的语言,大部分是闽南话,一小部分是广东客家话,都是代表我国东南方的方言,所以我们感觉方言很难懂,我们若是从中国的地图上来看,就可以知道方言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只限于极少的区域,北边从上海起,南边到海南岛,台湾这东南角立的区域有所谓方言之外,大陆的百分之九十地区——包括东北各省及内蒙古——都属于官话区域,在地图上从最东北的哈尔滨画一条线到极西南的云南昆明,这一条线有四千英里长,但在这一条直线区域的任何地方的人都是用官话,不是用土话,我们一听他说话就知道是安徽人、山东人、河南人、山西人、天津人或是北平人,我们安徽人说:“我们的话是天下最普‘腾’(通)的话。”他虽然把音念得不对,但是我一听还是可以知道,所以大体上说来,我们的老祖宗在这几千年当中,已经把官话从哈尔滨一直推广到昆明,西南的四川话、云南话、贵州话、桂林话、河南话、安徽话、湖北话都是最普通的官话,湖南还有一部分是方言。所谓方言的区域在地图上共占百分之十,从上海附近的崇明岛算起,到南边的海南岛为止,这一个区域的话叫作方言,其中有江苏的吴语、福建话、厦门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不过,这一个地区的人口比较稠一点,拿人口讲,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讲官话,在地理上讲,是百分之九十。我们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就是三亿二千多万人。全世界很少有这么大的区域的人讲相同的语言。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好的语言,在几年当中,官话经过大家的提倡,政府的改革,变成了现在的国语,国语就是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区域,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所说的话。凡是一种方言能够变成国家的统一语言,必须有三个条件作基础。

  第一,必须是广大民众所说的话。

  第二,最好是这种语言能够产生文学,可以写定教本,印成书,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写出了无数的小说、故事、戏曲、歌谣,说到这里,我希望在座的先生和同学们,从同学家庭里搜集民歌,从前不仅各大学搜集民歌,其他的机关也搜集不少民歌,民歌是很有价值的白话的民间文学,我们老祖宗写下的故事流传到今天还有销几千万本的,像《水浒传》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语言不但是有三亿几千万人讲,而且在一千多年当中产生了许多文学作品,至少有一打第一等的小说可以媲美世界名著,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很困难,比方现在我们讲的“我们”“你们”很简单,可是当初没有标准化,古文书里面有写成“我懑”的,甚至于民国初年的小学课本里还有写成“我美”的,后来大家才知道用一个“们”字,改写成“我们”“你们”。这是因为我们有了《水浒传》《儒林外史》这些伟大的小说给我们作成文印成书的准备,现在的“我们”“你们”“他们”的“们”字才标准化,所以第一第二两个基础我们都有了。

  第三,我们讲的话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规则、最容易学的一种语言,诸位学外国文字的时候才知道学欧洲文字的麻烦,比如说这是一个杯子,还要想想是男的还是女的,说一枝花还要想想是阳性还是阴性,一个表也要看是男的还是女的,文字上分性是最不方便最没有道理的。此外还有数目和时间的变化,语尾的变化,世界上变化复杂的文字都在慢慢把这些变化丢掉,现在英国的文字在西方文字当中要算最简单的,因为英国是几个民族混合起来的,把许多语尾的变化和文法上麻烦的东西都去掉了。所以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是中国的语言,其次,比较合理的是丢掉那些欧洲语言中的复杂东西的英文。

  在英文里面的I am, You are, He is, I was, You were这五个字都是从Verb to be的be字来的,可是你连be的鬼影子都没有看见,你问先生它到哪里去了呢?倘使你的先生要探出这五个字的来源,他要费一番工夫。所以讲到合理和容易学,第一要算中国的语言,其次才是英文。

  我们的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有三亿二千万人讲的统一的语言,无论你是讲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山东、陕西各地不同的话,我们都听得懂,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又有这么多的白话文作品做我们的教材,而且这个语言又是合理的,各位学了外国语言才知道没有一种外国语言比得上我们老祖宗的语言这样不会错,这样可以无师自通的。根据活的语言来写文章是不会错的,这比用古的语言、活的语言混合起来写好得多。

  有人说古文废弃了,就没有统一的工具,而我们这三四十年来所做到的,正是把已经有的白话文拿来做教育统一、文学统一、政治统一、文化统一的活的工具。现在一般守旧的人不知道他们守旧的顽固的行为和主张,往往妨碍了许多进步,而且打击我们毁坏我们三四十年来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的一点意义。学生学了文字是要拿出来用的,如果宪法、法律、报纸、政府的公文都不用白话,那么,你在学校里学了文字之后,连这些东西都看不懂,大家就都会说:先生教我的是所学非所用,我们出学校之后,想找一个小书记做都不行。所以现在许多守旧的人,不知道他们顽固的行为,毁坏了打击了我们四十年的真正改革,政府的领袖,各党各派的领袖,教育界的领袖都要自觉的认清楚,现在的国语是我们文化统一的工具,教育统一的工具,政治统一的工具,不能阻碍它的发展,要一致的帮助它,说的、写的、学的、用的、宪法、法律一切都是白话。然后,我们活的白话才可以有用处,才可以发生我们四十年前所期望的效果。

(本文为1954年3月15日胡适在台北省立女子第一中学的演讲,原载1954年3月16日台北《中央日报》、《公论报》、《中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