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的意義

白話文的意義
作者：胡適

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現在常常有人找我去演講，我因為事情很忙，就告訴新聞界的朋友說，我的店底已經賣完了，新貨還沒有來，現在只好暫停交易，以後再擇吉開張。可是兩星期以前江校長要我來同諸位談談，也沒有告訴我什麼題目，曾經有一位新聞記者問我在一女中準備講什麼？我說：想對各位中學生朋友講白話文的意義。後來報紙上登出來的是「白話文的改革」，好在意思都差不多。

　　今天我要講的是我們提倡白話文來代替古文，以活的語言作教育的工具，作文學的工具，究竟白話文的基礎是什麼？意義是什麼？4月15日就要在台灣出版我的一本書，叫做《四十自述》。在我四十歲的時候，為了一般朋友的勸告，寫了六章自傳，後來又加寫了一章，是講我提倡白話文的事，也就是人家所稱的文學革命。各位可以看看，在最後一章的附錄，就是寫我們一般朋友提倡文學革命的歷史。送給一女中的一本裡面的錯字都是我自己改的。

　　那時在美國大學裡，我們中國的留學生不多，年紀雖都不大，思想卻比較成熟，都是受過傳統的古文教育的。對於古代文字的訓練也都有些基礎，會作古文、古詩，並且常常討論。今天諸位也常能聽見許多人說，研究歷史一定要有一元論的歷史觀，共產黨是認為由於生產而固定一切的歷史事實；於信神的就說歷史的最後解釋是神。無論以那一種因素來解釋歷史；或說上帝可以解釋一切；或說經濟生產的方法可以解釋一切，這些都叫做一元的歷史觀。我們不贊成這種一元論的歷史觀，我覺得許多歷史的事實是偶然的。譬如我們提倡白話文學就是很偶然的事，各位看了我的《四十自述》，就可以知道提倡白話文是很偶然的事了。

　　我的母校康奈爾大學的校國里有一個凱約嘉湖，附近有山有瀑布，風景優美。在1915年的夏天，來了幾個暑期學校的男女同學，那裡的中國女學生很少，所以男學生就忙着租船，請了兩個女同學游湖。忽然起了大風，他們就趕快靠岸，船剛靠岸，風雨來了，大家又搶着上來，把船弄翻了，雖然沒有出什麼危險，卻弄濕了一位女同學的衣服。他們就在岸上用了野餐，其中有一位同學卻寫了一首詩叫「凱約嘉湖上覆舟記實」。那時候我已離開康奈爾大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了，所以他把那首詩寄給我看。他作的是四個字一句的古詩，我看完之後就寫信給他批評這首詩不好。因為將二千年前的死字和二千年後的活字用在一起，文字不一致，詩的文字是應該一致的。我那個朋友就提出抗議，這些事都是偶然的。來了女學生是一個偶然，租船游湖又是一個偶然，遇着風雨，弄濕衣服，也都是偶然。那個朋友作詩以及我批評他，都是偶然又偶然的事。那時哈佛大學有位姓梅的老朋友，見到我的批評就出來打抱不平，來信罵了我一頓，我又回信駁他。因此，我要告訴各位小朋友，這種有意思的討論比寫情書有用得多。在我們討論之間，有幾個很守舊的同學和我們慢慢討論到什麼叫死的文字？詩應該用什麼文字？以後範圍又擴大到中國的文學將來應該用什麼文字？是用二、三千年前孔子、孟子時代、司馬遷時代的死的文字呢？還是用現在的活的文字？那時就在康奈爾、哥倫比亞、哈佛、華盛頓和華夏女子大學這五個大學的宿舍中討論起來。一天一張明信片，三天一封長信，這樣把我逼上梁山，逼着我去想，逼着去討論。因此，我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必須改革。但是文學革命該走什麼路呢？大家都覺得應該從內容改革起，我覺得文學是根據文字，而文字是根據語言；說話是文字的根本，文字是文學的根本，也是一切文學的工具。於是不得不去研究中國的文學史，我由研究文學史得到了許多材料，完全是根據中國歷史上、文學上、文字上的傳統得來的一種教訓，一種歷史的教訓。中國每一個文學發達的時期，文學的基礎都是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但是這個時期過去了，時代變遷了，語言就慢慢由白話變成了古文，從活的文字變成死的文字，從活的文學變成死的文學了。因為一般人的專門仿古，那個時代的文學就倒帽了，衰弱了。又一個新的時代起來，老百姓又提出一個新的材料、新的方式、新的工具；這樣，文學就起了一個新的革命。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文學史可以說有兩個潮流：一個是讀書人的士大夫文學潮流，一個是老百姓的平民文學潮流。中國文學史上總是有上下兩層潮流，上層的潮流是古文，是作模仿的文學，下層的潮流隨時由老百姓提出他的活的語言，作活的文學，譬如三百篇的《詩經》裡，有一百篇都是民間的歌謠，我們可以斷定它是活的語言，它把仇恨、情愛和吵架時的情感都表達出來。這種文學決不是要等學會了一種死的語言再來作的。又譬如嬰兒在睡覺的時候哭鬧，母親往往順口哼出兒歌來催他睡覺，這兒歌是不是要等他學了二十年的古文再來唱呢？從前男女戀愛也往往是男的唱一首情歌，女的就回唱一首情歌，這情歌是不是也要等他們上十年的古文再來唱呢？還是就唱他所能唱的歌呢？當然是用活的語言來唱。又像在有些都市或鄉村裡有談笑話和講故事的人，他們為了要使人家聽得懂，就非講白話不可，他們沒有法子等學了古文再來講。所以每個時代都有老百姓在用活的語言創造他們的文學，創造他們的兒歌、情歌、山歌、故事……。這是由中國二千五百年的文學史上得來的教訓，往往下層的文學力量大，影響到上層的文學。讀書的人家都是守舊的，不准小孩子看小說，唱土話的歌，但是當家裡的傭人抱着他時就會講一個故事給他聽，而他就會覺得故事很好聽，甚至比先生講的書要好懂多了。今天在座的同學當然不會知道我們小時候的情形，那時我們看小說都要偷偷地看，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所有用活的文學的國家都曾經經過這麼一個時代。以歐洲來講，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把古文廢了。歐洲的古文有兩種，最古的是希臘文，其次是拉丁文。那時候羅馬帝國規模很大，中古和近古早期的歐洲，所有讀書人都是用拉丁文著述、通信。後來，意大利有一個大文學家最先用他本國的白話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寫戲劇……。只有他有勇氣替意大利創造了新的文字、活的語言。另外有個意大利人因為偷看了用意大利白話文寫的詩，被他父親知道了就把他關在一間房子裡，只給他開水和黑麵包不准他喝牛奶，只因他膽敢偷看用意大利白話文寫的詩，所以該罰！該罰！

　　我記得很清楚，當我七八歲的時候念的是鄉學，先生是我的叔叔，他一共只有兩個學生，有一天，先生被人家邀去打紙牌，學生可以自由活動，我那個同學向來是賴學的，就跑出去玩了，我素來不賴學，就趁空替先生理東西，忽然看見字紙箆里有一本破書，我撿起來一看，是一本破的《水滸傳》，我不知道諸位有沒有看過這本書，《水滸傳》確是一本好書，當時我沒有看過這本書，就拿着這本破《水滸傳》一直站着看完，那本破書到「李逵打死殷天賜」以下就沒有了。我看完以後就跑出去找另外一個不高明不學好的叔叔，我知道他會講故事，我問他：「你有這個書嗎？你替我找一本全部的好不好？」於是他替我借了全部的《水滸傳》，我一個晚上就看完了。

　　下層文學總是慢慢上來影響上層的文學。那時候先生不許我們看下層文學的書，偏偏我偶然的在字紙篦里看見了這本破書，站着看完也是偶然的事，平民文學慢慢地影響到上層社會，於是就有許多人偷偷的看，有時候看到不滿意的地方就改，現在的許多偉大小說都不知道是誰著的，《水滸傳》有人說是施耐庵著的，但我考據了多少年，還不知道是誰著的。因為這些小說都是經過許多頭等的小說家看過之後，認為故事不好，就你改一段，他改一段，又不肯用真姓名，只有用假名，中國二千五百年來文學演變的歷史，給我一個教訓：就是無論那個時代，都有老百姓用活的語言來寫他的小說，這是一種自然的發展，自然的趨勢。這些新文學慢慢上來影響到守舊的死黨，他們作詩填詞不全用白話，但是好的詩總是白話，好的詞也是白話。也有用古文寫的小說，但是，到今天還是一年銷幾千萬本的小說，如《水滸傳》這些書都是用白話文寫的。

　　我們再看，許多古文在當時都是白話，譬如我剛才說的《詩經》是白話，沒有問題。其他如《論語》《孟子》也是白話，何以知道是白話呢！他用的代名詞、虛字都不同，這是因為當初的文字不夠，不過到了寫《詩經》的時代，才把虛字都寫下來。所以你們若是讀過《詩經》，或是課本里選過《詩經》的詩，就會覺得白話的味兒很重。孔子、孟子是用當時山東西部的語言，《左傳》這部書的文字就是代表當時幾個地方的方言。所以我們現在所謂的古文，在當時都是白話，不過這個白話已經隔了兩三千年，時代舊了，白話就變成了古文：活的語言變成了古的語言，活的文學變成了古的文學。本來每個時代都應該由活的語言創造那個時代的活的文學，後來因為時間久了，古文的權威大，力量大，大家不知道抗拒，古時候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全國的考試制度都是用一種文字，一種形式的作文來做考試的文字，因為有這種統一的考試制度，結果就格外使古文的威勢增大，在當時感覺到中國這麼大，不能靠活的方言去發展，如果靠各地的方言去發展，就台灣有台灣的方言，福建有福建的方言，廣東有廣東的方言，浙江有浙江的方言，安徽有安徽的方言，這樣一來就不統一了，所以當初認為古文是政治上和教育上的統一工具。因此，大家感覺到古代的文化的統一，政治的統一，教育的統一都是靠統一的古文，所以古文不能廢。這是當初許多人反對白話文的理由。就是到現在還有一般老先生，捨不得把古文丟掉，考試院前年表示考試的作文不用白話文，都要用古文，這都是錯誤的意見，以為多少年來都是靠統一的文言文來維持政治上、教育上和文化上的統一，所以古文不能丟掉，殊不知道幾千年來，已經由我們的老祖宗替我們準備了一個新的教育的統一工具，文字的統一工具，語言和文字的統一工具。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國語，當初所謂的官話。

　　使用官話的區域一天天擴大，我們自由中國台灣的語言，大部分是閩南話，一小部分是廣東客家話，都是代表我國東南方的方言，所以我們感覺方言很難懂，我們若是從中國的地圖上來看，就可以知道方言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少很少的，只限於極少的區域，北邊從上海起，南邊到海南島，台灣這東南角立的區域有所謂方言之外，大陸的百分之九十地區——包括東北各省及內蒙古——都屬於官話區域，在地圖上從最東北的哈爾濱畫一條線到極西南的雲南昆明，這一條線有四千英里長，但在這一條直線區域的任何地方的人都是用官話，不是用土話，我們一聽他說話就知道是安徽人、山東人、河南人、山西人、天津人或是北平人，我們安徽人說：「我們的話是天下最普『騰』（通）的話。」他雖然把音念得不對，但是我一聽還是可以知道，所以大體上說來，我們的老祖宗在這幾千年當中，已經把官話從哈爾濱一直推廣到昆明，西南的四川話、雲南話、貴州話、桂林話、河南話、安徽話、湖北話都是最普通的官話，湖南還有一部分是方言。所謂方言的區域在地圖上共占百分之十，從上海附近的崇明島算起，到南邊的海南島為止，這一個區域的話叫作方言，其中有江蘇的吳語、福建話、廈門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不過，這一個地區的人口比較稠一點，拿人口講，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講官話，在地理上講，是百分之九十。我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就是三億二千多萬人。全世界很少有這麼大的區域的人講相同的語言。所以我們的老祖宗已經為我們準備了好的語言，在幾年當中，官話經過大家的提倡，政府的改革，變成了現在的國語，國語就是全中國百分之九十的區域，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所說的話。凡是一種方言能夠變成國家的統一語言，必須有三個條件作基礎。

　　第一，必須是廣大民眾所說的話。

　　第二，最好是這種語言能夠產生文學，可以寫定教本，印成書，幾千年來，我們的老祖宗寫出了無數的小說、故事、戲曲、歌謠，說到這裡，我希望在座的先生和同學們，從同學家庭里搜集民歌，從前不僅各大學搜集民歌，其他的機關也搜集不少民歌，民歌是很有價值的白話的民間文學，我們老祖宗寫下的故事流傳到今天還有銷幾千萬本的，像《水滸傳》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的語言不但是有三億幾千萬人講，而且在一千多年當中產生了許多文學作品，至少有一打第一等的小說可以媲美世界名著，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就很困難，比方現在我們講的「我們」「你們」很簡單，可是當初沒有標準化，古文書裡面有寫成「我懣」的，甚至於民國初年的小學課本里還有寫成「我美」的，後來大家才知道用一個「們」字，改寫成「我們」「你們」。這是因為我們有了《水滸傳》《儒林外史》這些偉大的小說給我們作成文印成書的準備，現在的「我們」「你們」「他們」的「們」字才標準化，所以第一第二兩個基礎我們都有了。

　　第三，我們講的話是世界上最簡單、最規則、最容易學的一種語言，諸位學外國文字的時候才知道學歐洲文字的麻煩，比如說這是一個杯子，還要想想是男的還是女的，說一枝花還要想想是陽性還是陰性，一個表也要看是男的還是女的，文字上分性是最不方便最沒有道理的。此外還有數目和時間的變化，語尾的變化，世界上變化複雜的文字都在慢慢把這些變化丟掉，現在英國的文字在西方文字當中要算最簡單的，因為英國是幾個民族混合起來的，把許多語尾的變化和文法上麻煩的東西都去掉了。所以世界上最容易學的語言是中國的語言，其次，比較合理的是丟掉那些歐洲語言中的複雜東西的英文。

　　在英文裡面的I am, You are, He is, I was, You were這五個字都是從Verb to be的be字來的，可是你連be的鬼影子都沒有看見，你問先生它到哪裡去了呢？倘使你的先生要探出這五個字的來源，他要費一番工夫。所以講到合理和容易學，第一要算中國的語言，其次才是英文。

　　我們的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了有三億二千萬人講的統一的語言，無論你是講安徽、江蘇、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山東、陝西各地不同的話，我們都聽得懂，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又有這麼多的白話文作品做我們的教材，而且這個語言又是合理的，各位學了外國語言才知道沒有一種外國語言比得上我們老祖宗的語言這樣不會錯，這樣可以無師自通的。根據活的語言來寫文章是不會錯的，這比用古的語言、活的語言混合起來寫好得多。

　　有人說古文廢棄了，就沒有統一的工具，而我們這三四十年來所做到的，正是把已經有的白話文拿來做教育統一、文學統一、政治統一、文化統一的活的工具。現在一般守舊的人不知道他們守舊的頑固的行為和主張，往往妨礙了許多進步，而且打擊我們毀壞我們三四十年來所提倡的文學革命的一點意義。學生學了文字是要拿出來用的，如果憲法、法律、報紙、政府的公文都不用白話，那麼，你在學校里學了文字之後，連這些東西都看不懂，大家就都會說：先生教我的是所學非所用，我們出學校之後，想找一個小書記做都不行。所以現在許多守舊的人，不知道他們頑固的行為，毀壞了打擊了我們四十年的真正改革，政府的領袖，各黨各派的領袖，教育界的領袖都要自覺的認清楚，現在的國語是我們文化統一的工具，教育統一的工具，政治統一的工具，不能阻礙它的發展，要一致的幫助它，說的、寫的、學的、用的、憲法、法律一切都是白話。然後，我們活的白話才可以有用處，才可以發生我們四十年前所期望的效果。

（本文為1954年3月15日胡適在台北省立女子第一中學的演講，原載1954年3月16日台北《中央日報》、《公論報》、《中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