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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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赞同石先生的意思,因为诸位的职业是专门性的,时常听些非专门的讲演,能够多学多听也好。今天这个讲演称为“学术讲演”太严重,称为“启蒙讲演”似乎也不妥,不如称为“业余讲演”,不亢不卑。我觉得每人除职业外,应有玩意儿,有时玩意儿可以发展成为重要的东西。个人曾经研究过哲学,历史,文学,农科,也作过外交官。现在是五十七岁了,但是如果人家问我:“贵行是哪一行?”我就回答不出。我过去业余的时候,曾与青年人谈文学问题,发表出来,成白话文学运动,这就是从玩意儿发展成的。至少现在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大家进小学中学时免去背古文,念古书的痛苦。二十六年前连小学的教科书,甚至幼稚园都是古文的。所谓讲书即是翻成白话,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死记。从民国二十一年起,教科书从小学到中学的都改为白话,以前念书时不懂,甚至于写家信时都是文言,现在儿子写信给父亲要钱,只要写:“我要钱了,钱没有了,拿钱来!”从前要先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才能再说要钱的话。有一个故事是兄弟两秀才去省城考举人,但是没考取,写家信报告的时候,两人相推,因为家信根本没有学写过,学的只是八股文。现在再谈到那时为什么提倡白话文?结果有什么好处?这故事也很有趣。我的母校是美国康纳尔大学,学校在山上,下面有一小湖,那时我已离开学校。一年暑假来了一个女留学生入暑期学校,康纳尔大学学工科的多,为了巴结这女学生,几个男同学请这位女学生划船游湖。船在湖中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风,于是大家赶快向岸边划。到岸边的时候,大家因为抢着上岸,把船弄翻了,衣服全湿。幸而野餐没有湿,于是大家上岸,连烘衣服带野餐。天下的历史,不管是唯物,唯心,唯神的历史观,历史往往出于偶然。那里面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任先生,把当时在湖中遇险的情形写了一首旧诗寄给我看,我接到一看,马上就回答他说:你写的很好,但是把小湖写的像大海,用的全是一些古老的成语。这些死的文字,不配用在二十世纪。对于这个批评,他很虚心接受,把原来这首诗改来改去。后来又有一位同学,看了我的信大为生气,反驳我,和我打笔墨官司,谈诗的问题,讨论到中国的文学要用什么文字的问题。我说不但是小说,戏曲都要用白话,一切文学乃至于诗,都应该是白话。

  用活的语言作文学的语言,才可使语言变成教育的工具。这都是业余的讨论。后来讨论的结果,小说有许多是白话的,大家并且承认戏曲里面也有白话,如“尼姑思凡”就是。但是都说诗不能用白话,道地的文也不能用白话,最困难的是诗的问题。1917年7月有一天,我发誓从此以后不用文言作诗,以后就把陆续写成的白话诗,出了《尝试集》。后来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文学改良刍议》。我们仔细研究中国文学史,发现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文学是古文的,下层文学是老百姓的,多半是白话的。例如乐府,就是老百姓唱的民歌,后来成为模范文学,甚至于政府也不能不采用。此后无论哪一个时代文学均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的是无价值的,是死的,下层的是活的,有生命,有力量。过去没有人以这种眼光来看文学。上层文学虽然不能说没有好的,但是诸君所背诵的诗,词、曲,好的大半是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我这种主张,当时仍有老留学生反对,但是有一些老先生如陈独秀,钱玄同,他们古文懂得很透彻,所以认为我这留学生确实不是胡说。于是陈先生也发表一篇文章叫《文学革命论》。到我由国外回来的时候,国内已经有很多人谈起白话文学。民国六年的时候,《新青年》已成全国注意的杂志,内容完全是白话,那时的青年如傅斯年,汪敬熙,罗家伦等都是后起之秀。杂志风起云涌,如《新潮》,《每周评论》等。1919年学生抗议巴黎和会,起了“五四运动”,那时中学生、小学生都想发表文章,新的杂志都是用白话的。他们无师自通,都作得很好,白话于是成为全国性的东西。连北京的守旧政府也不能不妥协,于1920年规定次年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用白话来敷衍。殊不知一二年级生读了白话以后,更不想读古文,现在白话成为教学工具已有二十五年历史,在文学方面,三十年来,小说、散文都是用白话作的。当时最大的成绩就是替中国作到活的国语,一方面作文学,一方面作教育工具。但是这所谓国语的标准,绝不需专家去拟订,而都是老百姓和文学创造家所订的。所以我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叫:“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先以白话作文学,以后白话即成为文学的国语,即自然而然成为标准。

  凡是一国国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国语多起源于方言,所以(一)必须流通最远、范围最广,说的人最多。(二)必需曾产生大量的文学。以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而言,他们的国语都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我国流传最广的就是官话,外国人以为我们中国方言多,殊不知他们所接近的是我国沿海的地方,如广州、厦门、上海,除了这些地方以外,国内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官话为标准的。试从极东北的哈尔滨,画一条斜线直到昆明,四千多里长的一条线上,任何人沿此线旅行无需乎改话。云南、贵州、四川的官话,都是标准国语。以面积而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官话区,百分之十为方言区,以人口言,全国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说官话,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说方言,这是因为东南沿海人口较密的原故。在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人说一种话的,全世界可以说没有,所以第一个条件符合。第二个条件,我国在三十一、二年前就已经合乎这种条件。老百姓作过很好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每年都销几百万部。戏曲从元朝起就已经是白话的了,此外各地老百姓唱的民歌,也都是。

  我在广西时曾收了不少歌谣,记得有一首是:“买米要买一崭白,恋双要恋好角色,十字街头背锁链,旁人取笑也值得。”试问古文能写得这么好吗?另外一首是:“老天爷你年纪大,你耳又聋来眼又花,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富贵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此外如路上唱曲的说词,后来变成小说,这都是无名英雄留下的头等作品,给国语造下不朽的功绩。此外如“这个”的“这”字,“我们”的“们”字,以及“为什么呢”的“呢”字,以前都不如此写,都是老百姓订下的。又如《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等白话小说,都是国语写作的标准。所以国语并非几个人提倡,但是因为能符合这两个条件,才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我们研究世界文学,发现一件有趣的,就是中国方块字写起来虽然困难,但是文法的简单可称为世界第一。只要看一些标准作家的小说,不必学文法,人人可以无师自通。拿几百个字作底子,就可以看书写信,所以白话文能在短期内成功,其理由即在于此,甚至于连小孩子也不会说错文法。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产。现在白话虽然已经相当普遍,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是用文言,希望今后白话能普及到任何方面。如各机关来往的公文,也要用白话。

(本文为1947年11月1日胡适在平津铁路局的演讲,原载1947年11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