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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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若等改定郊丘板位[编辑]
景德二年七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于南郊，上封者言郊丘神板皆有司臨事題署，多不嚴肅，詔鹵簿使王欽若改造，欽若言：「五方帝位板，如靈威仰、赤熛怒皆是帝名，理當恭避，望下禮官檢定。」禮官言：「按《開寳通禮義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者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即靈符、文祖之類也，既為美稱，不煩廻避。」詔可，欽若又言：「壇圖神位，升降未便，《漢書·郊祀志》五帝為天神之佐，今五帝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嶽瀆之類同處；北極衆星所拱，今與尚書、大理之類接席；帝坐為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天帝，盖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髙下未等。又太㣲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天輹當為天福，天記當為天紀，望令司天監衆官參驗聞奏。」詔欽若與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同檢討詳定，欽若言：「本因臣所陳情，不可復同商𣙜。」許之，既而禮儀使趙安仁等言：「得崇文院檢討杜鎬、陳彭年狀：『按《開寳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寳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榖草木麗乎地」，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則是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録》：壇之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㣲、五帝坐並差在行位前．餘内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元年，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准天寳中敇，並合升在第一等。」從之。貞元二年，親郊，令禮官詳定，太常卿漢中郡王瑀與博士栁冕等奏：「開元定《禮》，垂之不刋，天寳改作，起自權制，皆方士謬妄之說，非典禮之文，請依《禮》為定。」詔復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録》又云：「壇之第三等，有中官、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罷去。帝有五座，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座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寳，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㣲垣内，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庻子，第四為嫡子，第五為天之樞，盖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㣲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名太㣲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辯其尊卑不可同位。天輹主鑾輿輦轂，不當作福字。天記一星，在午堦第四龕，别有天紀九星在寅堦第三龕，《壇圖》並載，不當合而為一。竊惟《壇圖》舊定。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詔從安仁等議。欽若復上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又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列五帝之上，此皆良史，鴻儒所述，豈皆方士謬妄耶？古禮舊制，未必全是，至如九宮貴神，天寳立祀，在宗廟之上，文宗初，舒元輿輒率鄙見，降為中祀，厥後水旱作沴，元輿果以覆族！徃者陛下特頒明詔，立為大祀，靈心合荅，景福並臻，今若以方士為妄，即九宮之祀可廢乎？至若天市帝坐，雖前代未有異論，按《晋書·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所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髙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茍因前代闕文，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豈可信貞元之末學輕談，略經史之羣儒讜論。除執法、天輹、天記三星，安仁已有典據，今請如舊。其天星、北極、帝坐、孫星四坐，臣已新製板位，恭俟宸旨。」詔天皇、北極特升在第一龕，又設孫星位于子星之次，帝坐如故，欽若復言：「帝坐止三，在紫㣲、太㣲者已列第二等，惟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此人情所未安也，又《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苐二龕
十一月乙巳朔，鹵簿使王欽若奉神位板對于便殿，壇上四位塗以朱漆金字，自餘皆黒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以漆柙，覆以黃縑帊，上降堦觀之，即付有司，仍戒各謹其事，禮儀使趙安仁上新定《壇圖》，且言：「舊圖五帝、五嶽、中鎮、河漢並在第三等，檢詳儀注，合在第二等，望刊正。」奏可。
柴成務等看詳編勑[编辑]
咸平元年十一月，先是，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詳定新編勑。丙午，成務等上言曰：「自唐開元至周顯徳，咸有格勑，并著簡編，國初重定《刑統》，止行編勑四巻。洎方隅平定，文軌大同，太宗臨朝，聲教彌逺，遂増後勑為《太平編勑》十五卷，淳化中，又増後勑為《淳化編勑》三十卷。編勑之始，先帝親戒有司，務存體要，當時臣下，不能申明聖意，以去繁文，今景運重熈，孝心善繼，自淳化以後，宣勑至多，命有司别加刪定，取刑部、大理寺、京百司、諸路轉運司所受《淳化編勑》及續降宣勑萬八千五百五十五道，徧共披閲，凡勑文與《刑統》令式，舊條重出者，及一時機宜，非永制者，并刪去之，其條貫禁法，當與三司參酌者，委本部編次之，凡取八百五十六道，為《新刪定編勑》。其有止為一事，前後累勑者，合而為一；本是一勑，條理數事者，各以類分，取其條目相因，不以年代為次；其間文繁意類者，量經制事理，増損之；情輕法重者，取約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準分别為一卷，附儀制令，違者如違令法，本條自有刑名者，依本條。又以續降赦書[1]、徳音九道，别為一巻，附淳化赦書，合為一巻。其釐革一州一縣、一司一務者，各還本司。今勑稱依法及行朝典勘斷不定刑名者，并準律令格式無本條者，準違制令，故不躬親被受條區分，臣等重加詳定，衆議無殊，伏請鏤板頒下，與律令格式、《刑統》同行。」優詔褒答之。
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判大理寺王曾言：「自咸平編勑後，續降宣勑千一百餘道，及雜行[2]者又三千六百餘道，條件既衆，檢視尤難，望遣官刪定。」乃詔王曽與翰林學士陳彭年等同加詳定。
九年八月，翰林學士陳彭年等言：先準詔看詳新舊《編勑》，及取已刪去并林特所編三司文卷、續降宣勑，盡大中祥符七年，總六千二百道《㑹要》云二千七百九十一道，今從本志 ，千三百七十四條，分為三十卷，其儀制、赦書、徳音，别為十卷，與《刑統》《景徳農田勑》同行，其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宣勑，别具編録，若三司例冊、貢舉、國信條制，仍舊遵用。
李宗諤等脩定樂器[编辑]
景德二年[3]八月丁丑朔，以翰林學士李宗諤、左諫議大夫張秉同判太常寺，仍命內臣監修樂器，時殿中侍御史艾仲孺[4]上言：「每監祠祭，伏見太常樂器損闕，音律不調，郊禋在近，望遣使修飾，及擇近臣判寺。」故以命之。宗諤素曉音律，乃令太樂、皷吹兩署工，較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録律吕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皆施行之。
三年八月甲戌，上御崇政殿，張宮懸閱試李宗諤等新習雅樂，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鐘、磬、塤、箎、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為一曲，復擊鐘鎛為六變、九變，又為朝㑹、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六周之曲。舊制：巢笙每變宫之際，必換義管。然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改為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宫調皆協，上甚悅，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頓有倫理矣。上以兩舞樂詞非雅，乃命分兩制别為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己酉，詔太常寺別製天書樂章，俟親饗圜丘日，以奉禋祀。又詔取天書降及議封禪以来祥瑞尤異者，别撰樂曲，以備朝㑹、宴饗，於是太常寺請郊祀酌獻天書，用《瑞安曲》，天書升降，用《靈文曲》，又上朝饗用《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請兩制撰詞，從之。
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事迹[编辑]
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請以直秘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欽若暨億看詳。欽若等又令宮苑使、勝州刺史、勾當皇城司劉承珪、內侍高品、監三館秘閣圖書劉崇超典掌其事。編修官非內殿起居，當赴常參者，免之。非帶職不當給實俸者，特給之。其供帳飲饌，皆異於常等。
三年正月癸酉，賜編修君臣事迹官 —— 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演等蓯蓉。舊制；方物之賜，止及近臣。至是，優禮此職故也。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四庫圖籍及所修君臣事迹，徧閱門類，詢其次序，王欽若、楊億悉以條對，有倫理未當者，立命改之，上謂侍臣曰：「朕此書蓋欲著前代事實，為將來典法，使開卷者動有資益也。」賜編修官金帛有差。
四年四月丁丑，上謂欽若曰：「近覽《唐實録》，敬宗即位，坐朝常晚，羣臣班於紫宸殿，有頓踣者，拾遺劉栖楚切諌，叩龍墀不已，宰臣宣諭乃退，敬宗為動容，遣中使慰勞，諌臣舉職，深可奨也，而史臣以逢吉之黨，目為鷹犬，甚無謂也。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區别善惡，自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宜析理論之，以資世教。」八月壬寅，上幸崇文院觀新編君臣事迹，王欽若、楊億等以草本進卿，上徧覽之，賜修書官器幣有差。乙巳，詔編修君臣事迹官 —— 秘書丞陳從易；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大理評事、秘閣校理劉筠，月増給錢五千，以從易等修書服勤，而俸入比同僚尤薄故也。十一月癸酉，上謂欽若曰：「君臣事迹，崇釋教門，有布髮于地，令僧踐之，及自剃僧頭，以徼福利，此乃失道惑溺之甚者，可並刋之。」十二月乙未，手札賜王欽若曰：「編修君臣事迹官，皆出遴選，朕于此書，匪獨聽政之暇，資於披覽，亦乃區别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有所戒監。起今後，自初修官至楊億，各依新式，遞相檢視，内有脱誤、門目不類、年代帝號失次者，並署歴，仍書逐人名下，隨卷奏知，異時比較功程，等第酬奨，庶分勤惰。」委劉承珪專差人署歴。詳見欽若事迹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午，樞密使王欽若等上新編修君臣事迹一千卷，帝親製序，賜名《冊府元龜》，編修官並加賞賚。左正言、直史館陳越先死，無子，同列為奏其事，上閔之，賜其兄 —— 咸，同三傳出身。
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辛巳，內出手札，示編修君臣事迹官曰：「張楊為大司馬，下人謀反，輒原不問，乃屬之〈仁愛門〉，此甚不可者。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殺，今兇謀發覺，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材。《春秋》息侯伐鄭，大敗，君子以為不察有罪，宜其䘮師；今張楊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也，可即商度改定之。」
王欽若校《道藏經》[编辑]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己酉，樞密院王欽若，上新校《道藏經》目録，名《寳文統録》，上製序，賜欽若及校勘官器幣有差。尋又加欽若食邑，校勘官階勲或賜服色。初，東封後，令兩街集有行業道士，修齋醮科儀二年七月壬申，命欽若詳定，成《羅天醮儀》十卷八年正月丙申，又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蔵經》二年八月辛卯，明年，於崇文院集官詳校，欽若總領，鑄印給之。舊蔵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嘗命散騎侍郎徐鉉、知制誥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冩本送大宮觀。欽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隂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自四輔部升于洞真部。欽若自以深逹教法，多所建白，時職方員外郎曹谷亦稱練習，欽若奏校藏經，未幾出為淮南轉運使，奏還卒業，詮整部類，升降品第，多其所為也，仍令著作佐郎張君房就杭州監冩本。初，詔取道釋蔵經，互相毁訾者皆刪去之，欽若言是年是月《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迹不可削去，又言五年十二月《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災救苦》《五星祕授》《延壽》《定觀》《内保命》《六齋十直》，凡十二經，溥濟於民，請摹印頒行，從之。七年五月癸丑，欽若上洞真部六百七十卷。
田錫《御覽》[编辑]
咸平四年，初，田錫知泰州幾三年不得代，錫乃上章自陳，即詔歸闕，屢召對言事，嘗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鈔略四部，别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寘扆坐之側，則治亂興衰之事，常在目矣。」上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仍免其集賢校讎之職，每成數卷，即先進内，錫言：「臣所撰書，每五日具草一卷，檢討疑互，冩為淨藁，已十八日，大率十年絶筆。臣慮朝廷俾臣涖事，或委一郡，授一職，不若使臣常以皇王之道，致主於堯舜也。陛下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師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十年之内，必致太平。臣雖衰邁，得見其時，私幸足矣！」即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手詔褒答之。按田錫集，五月八日召對，請修書，二十六日，進草藁。降詔奨諭不得其時，今附見六月末
五年四月癸酉，命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御每上章䟽，所司不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知雜之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見，即具奏聞。」
六年五月乙未，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為左諫議大夫，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者，聽先奏。」尋又命錫兼史館修撰。十二月，田錫卒，所修二書，竟弗克就。
胡旦《兩漢春秋》[编辑]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初，胡旦編兩漢事為《春秋》，言於太宗，願給借館吏繕冩，太宗語侍臣曰：「呂不韋《春秋》，皆門下名賢所作，尚懸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増損一字者與之，如聞旦所撰，止用其家書，褒貶出於胸臆，豈得容易流傳耶？竢其功畢，且令史館參校以聞。」旦懼，遂止。於是，旦通判襄州，書成凡百卷，知州謝泌[5]又為言，乃詔官給筆劄，録本以進。天聖二年始上之。
仁宗天聖二年二月辛酉，襄州上將作監致仕胡旦所撰《兩漢春秋》，上因問旦更歴及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對曰：「旦詞學精博，舉進士第一，再知制誥，然不矜細行，數敗官，今已退居，嘗謂三代之後，獨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上稱歎之，癸亥，命旦為秘書監，仍録其子 —— 彬，為將作監主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