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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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钦若等改定郊丘板位
[编辑]景德二年七月丁巳，诏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于南郊，上封者言郊丘神板皆有司临事题署，多不严肃，诏卤簿使王钦若改造，钦若言：“五方帝位板，如灵威仰、赤熛怒皆是帝名，理当恭避，望下礼官检定。”礼官言：“按《开宝通礼义纂》，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叶光纪者皆五帝之号，《汉书注》五帝自有名，即灵符、文祖之类也，既为美称，不烦回避。”诏可，钦若又言：“坛图神位，升降未便，《汉书·郊祀志》五帝为天神之佐，今五帝在第一龛，天皇大帝在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同处；北极众星所拱，今与尚书、大理之类接席；帝坐为天市之尊，今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极、帝坐本非天帝，盖是天帝所居，则北极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执法，子星之次少孙星，天輹当为天福，天记当为天纪，望令司天监众官参验闻奏。”诏钦若与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同检讨详定，钦若言：“本因臣所陈情，不可复同商榷。”许之，既而礼仪使赵安仁等言：“得崇文院检讨杜镐、陈彭年状：‘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宝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丽乎天，百榖草木丽乎地”，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则是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录》：坛之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并差在行位前．馀内官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汉都四十九坐齐列，俱在十二陛之间。唐建中元年，司天冬官正郭献之奏：“天皇、北极、天一、太一，准天宝中敇，并合升在第一等。”从之。贞元二年，亲郊，令礼官详定，太常卿汉中郡王瑀与博士柳冕等奏：“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皆方士谬妄之说，非典礼之文，请依《礼》为定。”诏复从《开元礼》，仍为定制。《郊祀录》又云：“坛之第三等，有中官、市垣帝坐等十七坐并在前，《开元礼义》罢去。帝有五座，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座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监史序状：‘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陈中，其神曰耀魄宝，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极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为太子，第二主日，为帝王，第三为庶子，第四为嫡子，第五为天之枢，盖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之名，不可备陈，故名太微垣，《星经》旧载孙星，而《坛图》止有子星，辩其尊卑不可同位。天輹主銮舆辇毂，不当作福字。天记一星，在午堦第四龛，别有天纪九星在寅堦第三龛，《坛图》并载，不当合而为一。窃惟《坛图》旧定。悉有明据。天神定位。难以跻升。望依《星经》。悉以旧礼为定。’”诏从安仁等议。钦若复上言：“旧史《天文志》并云北极、北辰最尊者，又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又郑玄注《周礼》，谓礼天者，冬至祭天皇于北极也，后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列五帝之上，此皆良史，鸿儒所述，岂皆方士谬妄耶？古礼旧制，未必全是，至如九宫贵神，天宝立祀，在宗庙之上，文宗初，舒元舆辄率鄙见，降为中祀，厥后水旱作沴，元舆果以覆族！往者陛下特颁明诏，立为大祀，灵心合荅，景福并臻，今若以方士为妄，即九宫之祀可废乎？至若天市帝坐，虽前代未有异论，按《晋书·天文志》：‘帝坐光而润，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则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见其可。又安仁所议，以子孙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庆，以广维城之基，茍因前代阙文，便为得礼实，恐圣朝茂典，尤未适中，岂可信贞元之末学轻谈，略经史之群儒谠论。除执法、天輹、天记三星，安仁已有典据，今请如旧。其天星、北极、帝坐、孙星四坐，臣已新制板位，恭俟宸旨。”诏天皇、北极特升在第一龛，又设孙星位于子星之次，帝坐如故，钦若复言：“帝坐止三，在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惟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此人情所未安也，又《晋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实与帝坐不类。”诏特升苐二龛
十一月乙巳朔，卤簿使王钦若奉神位板对于便殿，坛上四位涂以朱漆金字，自馀皆黒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黄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贮以漆柙，覆以黄缣帊，上降堦观之，即付有司，仍戒各谨其事，礼仪使赵安仁上新定《坛图》，且言：“旧图五帝、五岳、中镇、河汉并在第三等，检详仪注，合在第二等，望刊正。”奏可。
柴成务等看详编敕
[编辑]咸平元年十一月，先是，诏给事中柴成务等详定新编敕。丙午，成务等上言曰：“自唐开元至周显徳，咸有格敕，并著简编，国初重定《刑统》，止行编敕四卷。洎方隅平定，文轨大同，太宗临朝，声教弥远，遂増后敕为《太平编敕》十五卷，淳化中，又増后敕为《淳化编敕》三十卷。编敕之始，先帝亲戒有司，务存体要，当时臣下，不能申明圣意，以去繁文，今景运重熙，孝心善继，自淳化以后，宣敕至多，命有司别加删定，取刑部、大理寺、京百司、诸路转运司所受《淳化编敕》及续降宣敕万八千五百五十五道，遍共披阅，凡敕文与《刑统》令式，旧条重出者，及一时机宜，非永制者，并删去之，其条贯禁法，当与三司参酌者，委本部编次之，凡取八百五十六道，为《新删定编敕》。其有止为一事，前后累敕者，合而为一；本是一敕，条理数事者，各以类分，取其条目相因，不以年代为次；其间文繁意类者，量经制事理，増损之；情轻法重者，取约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准分别为一卷，附仪制令，违者如违令法，本条自有刑名者，依本条。又以续降赦书[1]、徳音九道，别为一卷，附淳化赦书，合为一卷。其厘革一州一县、一司一务者，各还本司。今敕称依法及行朝典勘断不定刑名者，并准律令格式无本条者，准违制令，故不躬亲被受条区分，臣等重加详定，众议无殊，伏请镂板颁下，与律令格式、《刑统》同行。”优诏褒答之。
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判大理寺王曾言：“自咸平编敕后，续降宣敕千一百馀道，及杂行[2]者又三千六百馀道，条件既众，检视尤难，望遣官删定。”乃诏王曽与翰林学士陈彭年等同加详定。
九年八月，翰林学士陈彭年等言：先准诏看详新旧《编敕》，及取已删去并林特所编三司文卷、续降宣敕，尽大中祥符七年，总六千二百道《会要》云二千七百九十一道，今从本志 ，千三百七十四条，分为三十卷，其仪制、赦书、徳音，别为十卷，与《刑统》《景徳农田敕》同行，其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宣敕，别具编录，若三司例册、贡举、国信条制，仍旧遵用。
李宗谔等修定乐器
[编辑]景德二年[3]八月丁丑朔，以翰林学士李宗谔、左谏议大夫张秉同判太常寺，仍命内臣监修乐器，时殿中侍御史艾仲孺[4]上言：“每监祠祭，伏见太常乐器损阙，音律不调，郊禋在近，望遣使修饰，及择近臣判寺。”故以命之。宗谔素晓音律，乃令太乐、鼓吹两署工，较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馀人，宗谔因编录律吕法度、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皆施行之。
三年八月甲戌，上御崇政殿，张宫悬阅试李宗谔等新习雅乐，召宰相、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按律准，次令登歌，钟、磬、埙、箎、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钟镈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六周之曲。旧制：巢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改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皆协，上甚悦，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顿有伦理矣。上以两舞乐词非雅，乃命分两制别为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己酉，诏太常寺别制天书乐章，俟亲飨圜丘日，以奉禋祀。又诏取天书降及议封禅以来祥瑞尤异者，别撰乐曲，以备朝会、宴飨，于是太常寺请郊祀酌献天书，用《瑞安曲》，天书升降，用《灵文曲》，又上朝飨用《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请两制撰词，从之。
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事迹
[编辑]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编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暨亿看详。钦若等又令宫苑使、胜州刺史、勾当皇城司刘承珪、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典掌其事。编修官非内殿起居，当赴常参者，免之。非带职不当给实俸者，特给之。其供帐饮馔，皆异于常等。
三年正月癸酉，赐编修君臣事迹官 —— 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等苁蓉。旧制；方物之赐，止及近臣。至是，优礼此职故也。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观四库图籍及所修君臣事迹，遍阅门类，询其次序，王钦若、杨亿悉以条对，有伦理未当者，立命改之，上谓侍臣曰：“朕此书盖欲著前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赐编修官金帛有差。
四年四月丁丑，上谓钦若曰：“近览《唐实录》，敬宗即位，坐朝常晚，群臣班于紫宸殿，有顿踣者，拾遗刘栖楚切諌，叩龙墀不已，宰臣宣谕乃退，敬宗为动容，遣中使慰劳，諌臣举职，深可奨也，而史臣以逢吉之党，目为鹰犬，甚无谓也。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区别善恶，自前代褒贬不当如此类者，宜析理论之，以资世教。”八月壬寅，上幸崇文院观新编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等以草本进卿，上遍览之，赐修书官器币有差。乙巳，诏编修君臣事迹官 —— 秘书丞陈从易；著作佐郎、直史馆陈越；大理评事、秘阁校理刘筠，月増给钱五千，以从易等修书服勤，而俸入比同僚尤薄故也。十一月癸酉，上谓钦若曰：“君臣事迹，崇释教门，有布发于地，令僧践之，及自剃僧头，以徼福利，此乃失道惑溺之甚者，可并刊之。”十二月乙未，手札赐王钦若曰：“编修君臣事迹官，皆出遴选，朕于此书，匪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戒监。起今后，自初修官至杨亿，各依新式，递相检视，内有脱误、门目不类、年代帝号失次者，并署历，仍书逐人名下，随卷奏知，异时比较功程，等第酬奨，庶分勤惰。”委刘承珪专差人署历。详见钦若事迹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午，枢密使王钦若等上新编修君臣事迹一千卷，帝亲制序，赐名《册府元龟》，编修官并加赏赉。左正言、直史馆陈越先死，无子，同列为奏其事，上闵之，赐其兄 —— 咸，同三传出身。
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辛巳，内出手札，示编修君臣事迹官曰：“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杀，今凶谋发觉，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材。《春秋》息侯伐郑，大败，君子以为不察有罪，宜其䘮师；今张杨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也，可即商度改定之。”
王钦若校《道藏经》
[编辑]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己酉，枢密院王钦若，上新校《道藏经》目录，名《宝文统录》，上制序，赐钦若及校勘官器币有差。寻又加钦若食邑，校勘官阶勲或赐服色。初，东封后，令两街集有行业道士，修斋醮科仪二年七月壬申，命钦若详定，成《罗天醮仪》十卷八年正月丙申，又选道士十人校定《道蔵经》二年八月辛卯，明年，於崇文院集官详校，钦若总领，铸印给之。旧蔵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尝命散骑侍郎徐铉、知制诰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写本送大宫观。钦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阴符经》乃老君圣祖所述，自四辅部升于洞真部。钦若自以深逹教法，多所建白，时职方员外郎曹谷亦称练习，钦若奏校藏经，未几出为淮南转运使，奏还卒业，诠整部类，升降品第，多其所为也，仍令著作佐郎张君房就杭州监写本。初，诏取道释蔵经，互相毁訾者皆删去之，钦若言是年是月《老子化胡经》乃古圣遗迹不可削去，又言五年十二月《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灾救苦》《五星秘授》《延寿》《定观》《内保命》《六斋十直》，凡十二经，溥济于民，请摹印颁行，从之。七年五月癸丑，钦若上洞真部六百七十卷。
田锡《御览》
[编辑]咸平四年，初，田锡知泰州几三年不得代，锡乃上章自陈，即诏归阙，屡召对言事，尝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臣愿钞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寘扆坐之侧，则治乱兴衰之事，常在目矣。”上善其言，诏史馆以群书借之，仍免其集贤校雠之职，每成数卷，即先进内，锡言：“臣所撰书，每五日具草一卷，检讨疑互，写为净稿，已十八日，大率十年绝笔。臣虑朝廷俾臣莅事，或委一郡，授一职，不若使臣常以皇王之道，致主于尧舜也。陛下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师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十年之内，必致太平。臣虽衰迈，得见其时，私幸足矣！”即先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手诏褒答之。按田锡集，五月八日召对，请修书，二十六日，进草稿。降诏奨谕不得其时，今附见六月末
五年四月癸酉，命锡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仍遣中使谕旨曰：“御每上章䟽，所司不敢滞留，朕皆一一亲览，知杂之任，朝廷甚难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见，即具奏闻。”
六年五月乙未，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田锡为左谏议大夫，遣中使谕锡曰：“第安心著述，必无差出，欲升殿者，听先奏。”寻又命锡兼史馆修撰。十二月，田锡卒，所修二书，竟弗克就。
胡旦《两汉春秋》
[编辑]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初，胡旦编两汉事为《春秋》，言于太宗，愿给借馆吏缮写，太宗语侍臣曰：“吕不韦《春秋》，皆门下名贤所作，尚悬千金咸阳市，曰有能増损一字者与之，如闻旦所撰，止用其家书，褒贬出于胸臆，岂得容易流传耶？俟其功毕，且令史馆参校以闻。”旦惧，遂止。于是，旦通判襄州，书成凡百卷，知州谢泌[5]又为言，乃诏官给笔札，录本以进。天圣二年始上之。
仁宗天圣二年二月辛酉，襄州上将作监致仕胡旦所撰《两汉春秋》，上因问旦更历及著书本末，宰臣王钦若对曰：“旦词学精博，举进士第一，再知制诰，然不矜细行，数败官，今已退居，尝谓三代之后，独汉得正统，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贬以拟《春秋》。”上称叹之，癸亥，命旦为秘书监，仍录其子 —— 彬，为将作监主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