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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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樂[编辑]
景祐初議[编辑]
仁宗景祐十月壬午，命龍圖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宋祁，同按試王朴律準。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毎三嵗親祠，則重餙之，嵗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故有是命，帝親閲視律凖，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即取鐘磬剗滌考擊，用律凖按試，其聲皆合。
二年二月丙辰朔，燕肅等上考定樂噐，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宫臨閲，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髙。」命詳陳之，照乃建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髙五律，視禁坊樂髙二律，撃黃鍾則為仲吕，撃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盖五代之亂，雅樂廢壊，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鏄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噐。相傳以為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鳯鳴，而管之参差，亦如鳯翅，其樂傳之，夐古不刋之法也。願聼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有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大樂圗義》二卷。
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懐州河内縣，取葭莩。」從之。戊辰，命宰臣吕夷簡、王曽，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鐘；参知政事宋綬、蔡齊、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賢校理李照，勾當；御藥院鄧保信，專監鑄造，仍以入内都知閻文應提舉。始，照既鑄成編鐘一簴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髙，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庚午，詔中外臣僚，洎草澤之士，有知雅樂音律得失測𠉀之法者，許所在薦聞，或自言官司將校試之，侍御史劉䕫言：「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噐，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一切罷之。」帝善其言，然亦不果從也。
五月庚寅[1]，李照上《九乳編鐘圗》。鐘舊飾以旋蟲，改為龍并，自創八音新噐，又請别鑱石為編磬。辛卯，命内侍挾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享。」乃鑄銅為龠、合、升、㪷四物，以興鐘鏄聲量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黄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㪷十倍於升，既改造諸噐，以定其法。俄又以鏄之容受差大，更増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㪷，名曰樂㪷，及潞州上秬黍，照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愈堅定。
六月辛酉，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俾協純音，謂舊律太髙，裁之就下，以髙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盖不知其得於何道而輙變？更聞其所爲率多詭異，至如鍊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爲樂噐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祖宗以来，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行盛禮，燔柴岱嶽，瘞玉汾睢，振前王久墜之風，舉歴代難行之典，蕆事之際，斯樂具陳，固以格眀神、昭景貺，先儒審議，曽靡間言，若一旦輕用新規，全黜舊制，臣竊以為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既許照制噐，業已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卒不下有司焉。先是，太常鐘磬，毎十六枚爲一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撃，乙丑，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衞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筝，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有取義，寜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爲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噐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鍾，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為夷則至應鍾四宫而設也。夫此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徴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撃，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宫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禮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别議以聞。」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 見郊祀〉。
七月癸巳，復詔輔臣觀新樂於崇政殿，自是再觀焉。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為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衆音相諧，但罷其増造，仍詔諭修睦。知杭州鄭向言鎮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詔令逸赴闕。先是，命翰林學士、侍讀兼龍圖閣學士馮元；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聶冠卿；直史館、知太常禮院宋祁，同修樂書，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撃，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勑馮元等攷求典故，甲辰，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撃，别設四散鼓於縣間撃之，以代建鼓。乾徳四年，秘書監尹拙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撃之，皆不成聲，故常頼散鼔以為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制，今既脩正雅樂，謂宜申勑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撃有聲。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徳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爲「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撃之法，而太樂所製，以柱貫中，故撃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餙柱面，各一工撃鼔，一工執左鼗以先引，凡圎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撃椎，而左旋三歩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撃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於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黄鐘，子之位也，右應太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夘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吕，已之位也，中鼓㽔賔，午之位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吕之均撃之。」詔可。【范鎮《東齋記事》云：「《周禮》：『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鄭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必漢時尚然，所以康成云爾。『㡬面』，猶言㡬兩車、㡬區宅、㡬壥田也。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圗以獻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撃，乃於縣内别置散鼓，國朝仍之，郊廟設而不作，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雷鼔、靈鼓、路鼓並當考撃，而散鼔請准乾徳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鼔之制，是非甚可怪也。」】後元等復以殿廷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制焉，於是，縣内始有晉鼓矣。古者鏄鐘，撃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鏄，皆亂撃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撃之，景徳中，李宗諤領太常，摠考十二鎛鐘，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 —— 黄鐘、太簇、㽔賔也；六曲者 —— 别調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撃之，宗諤言：「金部之中，鎛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宫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随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黄鐘、太簇二宫，更増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撃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撃之，音韵克諧，國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随均為節，便於合樂，仍得併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之。
八月己巳，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上出䨇鳯管，下太常肄習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餙䨇鳯，施兩簧焉。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偹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如常琴之制，而増其絃，以象律吕之數。又敇更造七絃琴、九絃琴，皆令圎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命李照同修樂書。丁丑，内出《景祐樂髄新經》六篇，賜羣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圗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隂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歴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隂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鞮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柷，其四面皆畵時卉，未合古制，請易以青龍、朱雀、倮蟲、白虎、元龜，以配五方。」從之。照又與鄧保信新作銅方響五架，詔教坊凖聲以授諸噐。初，照既定雅樂，而聲極下，故又製燕樂之噐，欲冩其聲，已而樂工以爲不可施用，罷之。隋制：内宫縣二十四簴，以大磬代鏄鐘，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鏄，因而莫革。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撃？何禮應用。」癸未，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鎛鐘，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陰，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宫之縣，祀禮則皇地祗、神州地祗、先蠺，今之奉慈廟后廟，皆應陳設，宫縣則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撃之法，謂宜同於鎛鐘，比縁詔㫖，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之樂節也。」詔可。丁酉，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爲刑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鄧保信爲禮賔副使，以造新樂成也，自餘修製官屬、諸工凡七百餘人，悉遷補有差。初，照謂舊樂聲髙，乃以太府尺為法，實比古一尺二寸有竒，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噐，所定黄鐘律，又聲極下，樂工歌其韵中無射倍聲，又鑱破舊鐘磬，欲一用新器，上時博求知音者，聼照所言音，官樂工雖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内都知閻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縣，而照自造新樂，笙、竽、琴、瑟、笛、篳、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用，詔但存大笙、大竽二種而已。照謂：「今篳、篥乃《豳詩》所謂葦管也，詩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且今篳、篥首，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篳篥為雅樂，議者嗤之。壬寅，御崇政殿按新樂，詔中書門下、樞宻院大臣與觀焉。翰林學士承㫖章得象言：「宋祁所上《大樂圗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噐，《禮經》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軰作而無始終之别，且鼗者，所謂𨗳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歩也。寜有導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揺，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别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歩武，鼗、鐸、錞相皆罷而不作，如此庻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奏可。
三年二月[2]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賔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舊鐘律。瑗，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三月丙申，詔：「比訪天下善𠉀氣及曉鐘律之人，未有應 書者，其令所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上秬黍新尺，别為鐘磬各一架。
六月丙辰，以新修樂書爲《景祐樂記》。丙寅，禮賔副使鄧保信上所製樂尺并龠，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詔馮元、聶冠卿、宋祁同較定以聞。
七月戊子，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馮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聶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元等皆遷官。己亥[3]，命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髙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同詳定黍尺鐘律。
八月甲戌，右司諫、直集賢院韓𤦺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随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對齊宣王，亦云：『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盖聖人縁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皆述樂之至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鐘律，粗考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法，差舛未安。盖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悉無所聞。伏自藝祖以來，通用王朴之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知也。頃燕肅妄加磨鑢，適㑹李照至闕，謂其音未諧，陛下再加練覈，許之改作，洎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違經乖古，保信續上新法，亦復長廣未合。竊以祖宗舊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増秩，優賞其勞，曽未周嵗，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不惟有傷國體，實亦虛費邦用，歴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若今之速而易也。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純熈而洽，海内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何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兹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䇿，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請有司且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用一二年，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丁亥，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㪷深濶，推以筭法，類皆差舛，不合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㪷、斛豆、區鬴亦率類是，盖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衘；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歴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鐘，今欲器數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廣徑八寸，袤一寸；《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寸；《孫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歴筭，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觧經籍，多引以為義，歴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嵗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嵗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盖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曽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爲晉之前尺，公曽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曽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宻，《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眀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 —— 周之圜法，歴載曠逺，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唐[4]，多以五銖為號，既歴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鳯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竒，廣八分，足股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盖當時盗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手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可知矣。况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筭數之妙、荀公曽之詳宻，既合周尺，最為可法。兼詳隋牛里仁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鐡尺與銅尺，以調鍾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鐡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盖以其洛都舊物也，公曽所用西京銅望臬者，盖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逺，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踈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鐘磬，考定音之髙下以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謂宜凖景表尺施用。今被㫖造律管，驗音髙下，非素所習，乞别詔曉音者總領較定。」詔乃罷之。壬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阮逸為鎭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鄉貢進士胡瑗試校書郎。初，召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恩而遣之。
寳元元年七月丙辰，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别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為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御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 七虡，郊廟、殿廷可以更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行。【琦以五月上言，綬等以七月定議，今從本志，聨書之】
皇祐再定[编辑]
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親閲大樂，而言者以為鎛鐘、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瑗本傳云并召阮逸，《實録》無之，案逸此時實教授睦親宅，當考。《㑹要》九月五日，詔：「鎛鐘、特磬未叶音律，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寺檢詳典禮，别行鑄造。」《實録》無此。】
三年二月己丑，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使訪民間有蔵古尺律者上之。
十二月，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爲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况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脱『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黄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宰南曹范鎮是之，乃言曰：「李昭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尺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為是。盖累黍為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髙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治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籥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籥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髙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徴音，國家以火徳王，徴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相生法得徴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廵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髙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籥，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吕旋相為宫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三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三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宫、徴、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宫、變徴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徴為變羽，易變為閏，随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宫，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為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脱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筭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虗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於尺，古今之法，䟽宻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以為工作既久，而復改為，則淹久嵗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費廣者，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鍾、太簇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鐘磬，每編才易數枚，因舊而圖新，敏而為之，則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房庶上《律吕旋相圖》在四年二月庚寅，今從《律歷志》并書之。《樂志》載房庶論今樂猶古樂，附五年九月】
四年正月庚申，乾寧軍獻古鐘，詔送詳定大樂所【《實録》明年二月末，又書乾寧進古鐘，本《志》亦在明年二月，而此年所進，《志》獨不書，恐《實録》重出也，今止存其一，明年二月不復書】
六月乙酉，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兹盛徳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决，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籥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然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秠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黒米，設有真黍，以為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孺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正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黄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於量，則曰黄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黄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黄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黄鍾，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寸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禮》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為尺，璧羡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既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㪷，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羃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方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黄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其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鳬氏為鐘，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黄鍾為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傅，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黄鍾為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㪷、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於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决，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决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鐡論》，今方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徳之事，後世将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弗合，世鮮鍾律之學，卒莫辨其是非焉。
十月甲戍，殿中丞胡瑗，落致仕，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
十二月壬辰，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鎛鐘十二，黄鍾髙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共髙八寸四分，隧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横者四，枚景挾鼓與舞，每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鐘，並與黄鐘同制。兩欒間遞減半分，至應鐘容九㪷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黄鐘、大吕，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黄鍾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鐘磬非是，盖與范鎮六月乙酉所上書略同，本志誤載為二年十二月事，今從《實録》，按李兌明年五月奏稱，議者以鐘磬之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而《實録》闕之，今附此】
五年四月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乙未，詳定大樂所言：「知制誥王洙奏：『黄鍾為宫最尊者，但聲有尊卑爾，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頴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歴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頴達等，即非身曽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黄鍾為律，臣曽依此法造黄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磬大小之制，則黄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黄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為宮，即黄鍾、大吕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吕、應鍾、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戊午，翰林學士承㫖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縁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黄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徳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黄鍾為率，與古為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叅定之。」辛酉，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徃復，殆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與瑗、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别，又數勸上用新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為非，後亦不復用。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律之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考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黄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黄鍾，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髙，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自先是鐘磬之音，至尺生律也，並范鎮所論，本志削去，今姑存之，然鎮所論，亦畧見於四年六月所上書矣，當考】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恱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鐘磬、塤箎摶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惡鄭，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敎坊樂音殊絶，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逺，其大畧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筝笛，匏笙也，攅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宫軒為正聲，而槩謂胡[5]部、鹵部為滛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桮盂，古者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桮盂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易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滛』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滛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鐘律，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庚寅，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胡瑗為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為戶部員外郎；内侍押班、左騏驥使、英州團練使鄧保信為榮州防禦使；入内供奉官賈宣吉[6]為内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髙，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䥱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毁，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實鑄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寳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臣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也，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宫架輒壞，元日大朝㑹，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有如可採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别加制作。」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