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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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乐
[编辑]景祐初议
[编辑]仁宗景祐十月壬午，命龙图待制燕肃、集贤校理李照、直史馆宋祁，同按试王朴律准。肃时判太常寺，建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毎三岁亲祠，则重餙之，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故有是命，帝亲阅视律凖，题其背，以属太常，肃等即取钟磬刬涤考击，用律凖按试，其声皆合。
二年二月丙辰朔，燕肃等上考定乐噐，并见工人。戊午，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李照：“乐何如？”照对：“乐音高。”命详陈之，照乃建言：“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禁坊乐高二律，撃黄锺则为仲吕，撃夹锺则为夷，则是冬兴夏令，春召秋气。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鏄钟无大小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噐。相传以为唐旧钟，亦有朴所制者，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复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夐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簴，可使度量，权衡协和。”有诏许之，仍就锡庆院铸。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上《大乐图义》二卷。
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诏制玉律，以候气，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秬黍，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从之。戊辰，命宰臣吕夷简、王曽，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贤校理李照，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专监铸造，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簴以奏御，遂建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庚午，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言官司将校试之，侍御史刘䕫言：“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噐，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一切罢之。”帝善其言，然亦不果从也。
五月庚寅[1]，李照上《九乳编钟图》。钟旧饰以旋虫，改为龙并，自创八音新噐，又请别镵石为编磬。辛卯，命内侍挟乐工往淮阳军治磬石。照又言：“既改金石，则丝竹、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乃铸铜为龠、合、升、㪷四物，以兴钟鏄声量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㪷十倍于升，既改造诸噐，以定其法。俄又以鏄之容受差大，更増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㪷，名曰乐㪷，及潞州上秬黍，照择大黍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愈坚定。
六月辛酉，左司谏姚仲孙言：“伏闻议者欲改制雅乐，俾协纯音，谓旧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损之必差其度，臣盖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辄变？更闻其所为率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二十四孝为乐噐之饰，臣虽愚昧，窃有所疑。自祖宗以来，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备行盛礼，燔柴岱岳，瘗玉汾睢，振前王久坠之风，举历代难行之典，蒇事之际，斯乐具陈，固以格眀神、昭景贶，先儒审议，曽靡间言，若一旦轻用新规，全黜旧制，臣窃以为不可。望特诏罢之，止用旧乐。”时帝既许照制噐，业已为之，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司焉。先是，太常钟磬，毎十六枚为一簴，而四清声，相承不撃，乙丑，李照言：“十二律声已备，馀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冯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有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而为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噐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锺，又设黄锺至夹锺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锺四宫而设也。夫此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为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撃，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礼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辛未，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 见郊祀〉。
七月癸巳，复诏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自是再观焉。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而其费甚广，请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钟磬，颇与众音相谐，但罢其増造，仍诏谕修睦。知杭州郑向言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上其所撰《乐论》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诏令逸赴阙。先是，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直史馆、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撃，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冯元等考求典故，甲辰，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撃，别设四散鼓于县间撃之，以代建鼓。干徳四年，秘书监尹拙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灵鼓、路鼓，虽撃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鼔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谓宜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考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干徳诏书。”奏可。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撃之法，而太乐所制，以柱贯中，故撃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餙柱面，各一工撃鼔，一工执左鼗以先引，凡圎丘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撃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再撃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干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太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仲吕，已之位也，中鼓㽔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撃之。”诏可。【范镇《东斋记事》云：“《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郑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尔。‘㡬面’，犹言㡬两车、㡬区宅、㡬壥田也。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撃，乃于县内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庙设而不作，景祐中，冯章靖公言雷鼔、灵鼓、路鼓并当考撃，而散鼔请准干徳四年诏，废不用，然不言鼔之制，是非甚可怪也。”】后元等复以殿廷备奏，四隅建鼓，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古者鏄钟，撃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鏄，皆乱撃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撃之，景徳中，李宗谔领太常，摠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 —— 黄钟、太簇、㽔宾也；六曲者 —— 别调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撃之，宗谔言：“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増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冯元等询考撃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撃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诏从之。
八月己巳，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上出䨇凤管，下太常肄习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餙䨇凤，施两簧焉。时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偹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弦琴，如常琴之制，而増其弦，以象律吕之数。又敇更造七弦琴、九弦琴，皆令圎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命李照同修乐书。丁丑，内出《景祐乐髄新经》六篇，赐群臣，其一、释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声；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五、十二管之长短；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月，通之于鞮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柷，其四面皆画时卉，未合古制，请易以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五方。”从之。照又与邓保信新作铜方响五架，诏教坊凖声以授诸噐。初，照既定雅乐，而声极下，故又制燕乐之噐，欲写其声，已而乐工以为不可施用，罢之。隋制：内宫县二十四簴，以大磬代鏄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鏄，因而莫革。及是，诏访冯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撃？何礼应用。”癸未，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祗、神州地祗、先蠺，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撃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縁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之乐节也。”诏可。丁酉，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为刑部员外郎，赐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为礼宾副使，以造新乐成也，自馀修制官属、诸工凡七百馀人，悉迁补有差。初，照谓旧乐声高，乃以太府尺为法，实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噐，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又镵破旧钟磬，欲一用新器，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县，而照自造新乐，笙、竽、琴、瑟、笛、筚、篥等十二种皆不可施用，诏但存大笙、大竽二种而已。照谓：“今筚、篥乃《豳诗》所谓苇管也，诗云：‘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且今筚、篥首，伶人谓之苇子，其名出此。”于是制大管筚篥为雅乐，议者嗤之。壬寅，御崇政殿按新乐，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与观焉。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噐，《礼经》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軰作而无始终之别，且鼗者，所谓𨗳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𬭚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揺，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𬭚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𬭚相皆罢而不作，如此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奏可。
三年二月[2]丙辰，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胡瑗，较定旧钟律。瑗，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
三月丙申，诏：“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未有应 书者，其令所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别为钟磬各一架。
六月丙辰，以新修乐书为《景祐乐记》。丙寅，礼宾副使邓保信上所制乐尺并龠，且言其法本《汉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诏冯元、聂冠卿、宋祁同较定以闻。
七月戊子，翰林侍讲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元等皆迁官。己亥[3]，命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同详定黍尺钟律。
八月甲戌，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言：“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噍杀啴缓之声，随而应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孟子之对齐宣王，亦云：‘今乐犹古乐，能与百姓同乐，则古今一也。’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乃谓：‘礼乐之作，盖圣人縁物设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对以‘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皆述乐之至言也。臣奉诏与丁度等，详定阮逸、胡瑗、邓保信所造钟律，粗考前志，参验今法，二家之法，差舛未安。盖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长黍，质之典据，悉无所闻。伏自艺祖以来，通用王朴之乐，未尝更易，以至天下无事垂八十载，为乐之用，非不知也。顷燕肃妄加磨鑢，适会李照至阙，谓其音未谐，陛下再加练核，许之改作，洎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违经乖古，保信续上新法，亦复长广未合。窃以祖宗旧乐，遵用已久，属者徇一臣之偏议，变数朝之同律，赐金増秩，优赏其劳，曽未周岁，又将易制，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不惟有伤国体，实亦虚费邦用，历观前代议乐，古之管尺尚存，而犹是非纷纭，累年方就，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臣切计之，不若穷作乐之原，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纯熙而洽，海内击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乐，何得以器象求乎？既达其源，又当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边备，犬戎之性，岂能常保，此陛下与左右大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议，移访安边之䇿，急其所急，在理为长，请有司且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钟磬、权量，存而未行，再访天下有精晓音律者，俾之详正而后施用一二年，讫无至者，则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诏丁度等速详定以闻。
九月丁亥，详定黍尺钟律丁度等言：“邓保信所制尺，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长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㪷深阔，推以筭法，类皆差舛，不合周、汉量法。阮逸、胡瑗所制，亦上党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㪷、斛豆、区鬴亦率类是，盖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衘；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同周、汉制度，故《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量权衡之说，悉起于黄钟，今欲器数之制，参伍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长为分，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然当时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及首尾相衔，又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诏悉罢之。又诏度等详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兴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广径八寸，袤一寸；《礼记》布手为尺；《淮南子》十二粟为寸；《孙子》十釐为分，十分为寸，虽存异说，莫可适从。《汉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馀人，使刘歆典领之，是时周灭二百馀年，古之律度，当有存者，以歆之博贯艺文，晓达历筭，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审度之法，云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先儒训觧经籍，多引以为义，历世祖袭，著之定令，然而岁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之生物，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公曽等校定尺度，以调钟律，是为晋之前尺，公曽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公曽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销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眀著史籍，可以酬验者，惟有法钱而已 —— 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洎隋唐[4]，多以五铢为号，既历代尺度屡改，故大小轻重鲜有同者。惟刘歆制铜斛之世，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铸者。臣等检详《汉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环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股长八分，间广二分，圆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手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可知矣。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刘歆术业之博、祖冲之筭数之妙、荀公曽之详密，既合周尺，最为可法。兼详隋牛里仁等议，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鐡尺与铜尺，以调锺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孙云隋平陈之后，废周玉尺，用此鐡尺律，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今司天监景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旧物也，公曽所用西京铜望臬者，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西京，乃唐都尔。今以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与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达锺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王朴律凖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尝施用，复经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弥长，去古弥远，又逸进《周礼》度量法，议欲先铸嘉量，然后取尺度权衡，其说踈舛，不可依用。谨考旧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汉钱尺二，并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十七枚上进。”诏度等以钱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验逸、瑗并太常新旧钟磬，考定音之高下以闻，度等言：“前承诏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汉志》、古钱分寸，参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谓宜凖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验音高下，非素所习，乞别诏晓音者总领较定。”诏乃罢之。壬辰，以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知城父县；乡贡进士胡瑗试校书郎。初，召逸、瑗作钟磬律度，按之，虽与古多不合。犹推恩而遣之。
宝元元年七月丙辰，右司谏韩琦言：“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乐记》，睹李照所造乐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久以为非，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祀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御史中丞晏殊同两制详定以闻，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旧乐钟磬不经镌磨者，犹存三县， 七虡，郊庙、殿廷可以更用。”乃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李照所造，勿复施行。【琦以五月上言，绶等以七月定议，今从本志，聨书之】
皇祐再定
[编辑]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乐所，同定钟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亲阅大乐，而言者以为镈钟、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诏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故召之。【瑗本传云并召阮逸，《实录》无之，案逸此时实教授睦亲宅，当考。《会要》九月五日，诏：“镈钟、特磬未叶音律，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寺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实录》无此。】
三年二月己丑，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使访民间有蔵古尺律者上之。
十二月，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庶，成都人。宋祁尝上所著《乐书补亡》二卷，田况自蜀还，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于黄锺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锺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锺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宰南曹范镇是之，乃言曰：“李昭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尺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锺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治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镇同于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籥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籥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锺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无正徴音，国家以火徳王，徴属火，不宜阙，今以五行相生法得徴音。”又言：“《尚书》同律度量衡，所以齐一风俗，今太常教坊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非《书》同律之义，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礼乐同异，以行诛赏，谓宜颁格律自京师及州县，无容辄异，有擅高下者，论之。”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籥，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其说以三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三衍之，成八十四调，旧以宫、徴、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声，然后加变宫、变徴二声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徴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其图送详定所。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者，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是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议，特推恩而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曰：“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为之也，累黍为之者，史之脱文也，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以为后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晓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长与空径与容受，与一千二百黍之数无不合之差，诚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黄锺之实一千二百黍，积实分八百一十，于筭法圆积之，则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体本圆，圆积之是也。今律方积之，则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围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积实亦八百一十分，律体本不方，方积之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非外来者也，皆起于律也，以一黍而起于尺，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皆取于黍，今议者独于律，则谓之索虗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之起于律，与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长七十六分二釐之起于尺，古今之法，䟽密之课，其不同较然可见，何所疑哉？若以为工作既久，而复改为，则淹久岁月，计费益广，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费广者，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乐无姑洗、夹锺、太簇等数律，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钟磬，每编才易数枚，因旧而图新，敏而为之，则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广费哉？”执政不听。【房庶上《律吕旋相图》在四年二月庚寅，今从《律历志》并书之。《乐志》载房庶论今乐犹古乐，附五年九月】
四年正月庚申，乾宁军献古钟，诏送详定大乐所【《实录》明年二月末，又书乾宁进古钟，本《志》亦在明年二月，而此年所进，《志》独不书，恐《实录》重出也，今止存其一，明年二月不复书】
六月乙酉，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曰：“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休，兹盛徳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生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籥也、鬴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然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安可得哉？谨条十者非是之验，惟裁择焉。按《诗》‘诞降嘉种，维秬维秠’，诞降者，天降之也，许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后汉任城县产秬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秠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黒米，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又按先孺皆言律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正七十六分二釐矣，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又按《汉书》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锺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锺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于量，则曰黄锺之龠，施于权衡，则曰黄锺之重，施于尺，则曰黄锺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于黄锺，此尺之为非是三也。又按《汉书》言龠，其状似爵，爵谓爵盏，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寸一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鬴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尺，璧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同谓之度尺，既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十寸尺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积实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积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㪷，旁有庣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羃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分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方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钧声中黄锺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其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今无大小薄厚，而一以黄锺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傅，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锺为率，而无长短薄厚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㪷、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于政令，不已大乎？昔汉儒议盐铁，后世传《盐鐡论》，今方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而有司论议不著盛徳之事，后世将何考焉？愿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论议条上，合为一书，则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议为然，伏请权罢详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后为乐，则必得至当，而无事于浮费也。”诏送详定所。镇说自谓得古法，然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锺律之学，卒莫辨其是非焉。
十月甲戍，殿中丞胡瑗，落致仕，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同议大乐。
十二月壬辰，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镈钟十二，黄锺高二尺二寸半、广一尺二寸；鼓六，钲四，舞六，甬衡并旋虫共高八寸四分，隧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带每面纵者四，横者四，枚景挟鼓与舞，每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㪷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锺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参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钟磬非是，盖与范镇六月乙酉所上书略同，本志误载为二年十二月事，今从《实录》，按李兑明年五月奏称，议者以钟磬之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而《实录》阙之，今附此】
五年四月甲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乙未，详定大乐所言：“知制诰王洙奏：‘黄锺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尔，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颕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颕达等，即非身曽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黄锺为律，臣曽依此法造黄锺、特磬者，止得林锺，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锺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锺，则形制大小，比黄锺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锺为宫，即黄锺、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参酌其镈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锺、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戊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縁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锺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徳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锺为率，与古为异，臣亦尝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辛酉，知谏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义，王洙不从，语言往复，殆至喧哗。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况今又千馀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财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与瑗、逸更造钟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又数劝上用新乐于南郊，而议者多以为非，后亦不复用。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官、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先是，钟律之音未合古法，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钟律者考定其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亲临视之，然古者黄锺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锺，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自先是钟磬之音，至尺生律也，并范镇所论，本志削去，今姑存之，然镇所论，亦略见于四年六月所上书矣，当考】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号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燕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恱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尝窃观于太常，其乐县钟磬、埙箎抟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盖皆仿诸古矣，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岂所谓古乐其声真若此哉？孔子恶郑，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攅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柷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镈钟、镈磬、宫轩为正声，而槩谓胡[5]部、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起于椎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后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之以榻案，虽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杯盂榻案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然则八音之器岂易于此哉？孔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声之变尔。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其惉滞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数子纷纷，改制钟律，而复、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缀其语存之，以俟知音者焉。”庚寅，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复勒停人阮逸为户部员外郎；内侍押班、左骐骥使、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入内供奉官贾宣吉[6]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䥾务，得古编钟，一工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实铸龢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弇郁而不扬，其铸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镇言：“臣伏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雹，大雨不时，寒暑不节，不和之气莫甚此也，使乐无所感动则已，乐而有所感动，则众异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辄坏，元日大朝会，乐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旧乐，而轻用新乐也，不然，何以方乐作之时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议乐时，臣屡论新乐非是，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今再具进呈，乞下执政大臣参详臣书，有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乐，以俟异时别加制作。”丁丑，诏太常，恭谢用旧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