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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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答有恆先生
作者:魯迅
辭“大義”
    本作品收錄於:《而已集

    有恆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閒,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預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淩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淩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麼?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

    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閒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癥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面掙紮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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