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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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退卻》序 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作者:魯迅
聲明
本作品收錄於《南腔北調集
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文化列車》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種雜誌,並且使我看見了楊村人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著答覆。對於這一種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覆的必要的,因為它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麼?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

    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讀著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著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確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為什麼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裡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後,景仰不置,曾為文介紹頌揚,揭登於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於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後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為文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裡開著,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著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為:《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裡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與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為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後為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並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於《我的種痘》一文裡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兒,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並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為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麼這樣就以為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驚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著我那年老的父親,但並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著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並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與驚訝。

  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這裡不願有擾清聽。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覆的價值的話,就請寄到這裡《文化列車》的編者將它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為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並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並祝康健。

  楊村人謹啟。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並非因為鬼兒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後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村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為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村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覆的價值的。我並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象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兒子」們的胡說,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這並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兒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於變成廢話了,所以在聽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為什麼是諸葛亮?」這就問得稀奇。李儵先生我曾經見過面,並非曹聚仁先生,至於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確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為什麼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為答覆,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群的蟊賊」的。「為什麼?」——我都由它去。但據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後,我還活著,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裡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誌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於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並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的旗下,還是什麼「無產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麼?不要再提這些字,怎麼樣呢?

  其次是先生「驚心動魄」於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後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裡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於是就要說到「三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裡,大家閒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幾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裡,明明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著自己的嘴。不過也並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紙上登了出來,並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於我的記載多極了,無論為毀為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為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巨款,也沒有遍看各種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為要哄動讀者,會弄些誇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於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週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於亡兒的記憶,悲哀了起來。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兒,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污。然而這事實的全出於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村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為什麼呢?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裡,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聖人,為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在《三閒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麼?不但此也,在講演裡,我有時也曾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麼「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著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麼?

  但為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待,在《新儒林外史》裡,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並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並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確曾用這筆碰著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並不特別含有報復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掛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余唾。然而,即使算是我在報復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於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裡面去。

  至於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並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為《五講三噓集》,但後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麼壞。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並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於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僱員的看不起小錢店夥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並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並請

  著安。

  魯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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