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蒙疏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
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生，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葢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
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
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
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
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敘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亦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
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
為告夷甫，或以為未盡，願更疏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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