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反革命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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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反革命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起诉书
(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
被告人聂元梓，女，现年六十一岁，河南省滑县人。原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是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住本市海淀区佟府丙八号。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由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经侦査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本院审査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犯罪事实如下：
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 动。
被告人聂元梓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江青指使的王 力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经江青、陈伯达、姚文 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于十六日密谋支使，在十九日，带 领孙蓬一等四人窜到上海市。聂元梓到上海市后即与张春桥密 谈，并纠合在上海市的北京大学学生组成所谓“战斗团”炮制了 以“打倒常溪萍（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为突破口”，进 而夺取上海领导权的反革命策略。被告人聂元梓在上海市四处煽动说：“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和黑帮分子联络的联络员， 他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 将。打倒常溪萍是打开上海市委的缺口，要死死揪住他不放。” 十二月十三日，在研究“打常（常溪萍）”会议上聂元梓进一步 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 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 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等一 些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把矛 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十五万到二十万人的大会，通过一 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获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 同时又找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座谈，煽动他们造反，并向华东 师范大学的造反派提出“要让市委后院起火，打进市委机关去。” 十二月十六日聂元梓离沪后，留下孙蓬一继续进行夺取上海 市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孙与华东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了“新北 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进驻了中共上海 市委，伙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进行反革命夺权活 动。聂元梓的一系列罪恶活动，致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 荻秋，市委书记杨西光，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等多次 遭到残酷批斗，使本来坚持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
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真。
被告人聂元梓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接到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主犯康生的亲笔信，要聂“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 真、刘仁的问题。”聂元梓随即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 会揪叛徒兵团（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并将该队组建情 况、“揪叛徒”的进展情况和活动方向等报送康生、谢富治。五 月二十二日，聂元梓写信给谢富治，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原 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即秉承谢富治的旨意，接见了“第二战斗队”负责人，表示大力支持。“第二战斗队”专案人员根据聂元梓提 供的线索，制造了所谓"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 伦特务案”。"第二战斗队”在聂元梓的直接授意下，写报告给康 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 胡、李从彭、薄处获得情报，向蒋介石汇报，彭真通过胡仁奎、 李伦与蒋介石勾结，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而在解放后，胡、李 又在彭、薄、安的长期包庇下，窃踞我党的重要职务潜伏下来， 成为我党内的一个极大隐患。上述报告经康生阅后批送给当时的 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该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大量 援引“第二战斗队”报告提供的诬陷材料，写出了《彭真包庇国 民党大特务胡仁奎、李伦进行特务活动，并通过胡、李与蒋介 石、阎锡山暗中勾结》的诬陷材料，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又以 上述诬陷材料为重要根据，认定彭真是“大特务”，致使彭真遭 受逮捕冤狱多年。李伦也被诬陷为特务，冤狱近八年。
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
被告人聂元梓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得知江青示意戚本禹向人民大学学生煽动、诬陷说“朱是反毛的"这一消息后，即亲自向人民大学学生了解戚本禹的讲话内容，记在笔记本上，随后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组成“联合批判班子”，批判《朱德将军传》，并决定“新北大负责组织写稿子”、“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藉以诬陷朱德委员长。这个“联合批判班子”相继炮制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刊载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办的《新北大》报上，文章恶毒诬陷朱德委员长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大军阀，一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大投机家、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双手沾满少数民族的鲜血”；“周旋于反动军阀之间”；"井岗山上的流寇将军;”"长征途中的逃跑主义者”；“拜倒在蒋（介石）贼脚下的抗日领袖”等。这期《新北大》报纸印发五十万份，发往全国，以煽动诬陷朱德委员长。
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
一九六六年七月和九月，被告人聂元梓伙同孙蓬一等先后两次写大字报诬陷担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等等，大字报经江青决定转上海市贴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聂元梓窜到上海市后，伙同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人多次策划，进一步诬陷迫害常溪萍，使常溪萍遭到极其残酷的折磨，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含冤死去。常溪萍的爱人陈波浪也因此遭受株连被迫害致残。
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干部、学生。
被告人聂元梓篡夺了北京大学领导权后，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等二百余人被定为“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后，又建立了所谓“监改大院”,对陆平、彭佩云等一百余人非法监禁，被监禁人员遭到“挂黑牌游斗”、“烟头烫”、“铁棍、钢丝鞭毒打”等残酷迫害。
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七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藉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中、韩琴英、姜鹣鹣、俞藏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他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八月九日、十四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怕达写了报告和绝密《简报》，进一步诬陷“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女学生韩琴英被专案组由济南绑架回京时，遭到残酷毒打，在北京站受到公安派出所制止。被告人聂元梓亲自打电话，强令派出所将韩琴英交给她手下的人带回北京大学。韩被带回后，因遭蒙头毒打而流产。
被告人聂元梓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受害人的陈述，证明完全属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院确认，被告人聂元梓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罪行严重，民愤很大，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孙成霞
书记员 李晓光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
对被告人聂元梓所犯罪行的发言
公诉人孙成霞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曰
为被告人聂元梓辩护的辩护词
律师 季学全 史兰生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2)中刑字第1436号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孙成霞。
被告人：聂元梓，女，现年六十二岁，河南省滑县人，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现在押。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季学全、史兰生。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聂元梓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査明被告人聂元梓犯罪事实如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芏日，江青派人把被告人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决定，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带领孙蓬一等人，于十一月十九日到达上海。到上海后，聂元梓单独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密谈；纠合在上海的北京大学学生组成“战斗团”；伙同孙蓬一制定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策咯。聂元梓在上海四处煽动：“打倒常溪萍是打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还煽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煽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打进市委机关去，让市委后院起火”。
十二月十六日聂元梓离沪后，留下孙蓬一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活动。孙蓬一与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进驻了中共上海市委，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康平路武斗事件。聂元梓的一系列活动，致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书记杨西光，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等人多次被批斗，遭到人身迫害，使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亲笔写信给聂元梓，要聂元梓“组织调査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聂元梓立即成立了北京大学“揪叛徒兵团”，并将组建情况和活动方向报告了康生、谢富治。聂元梓写信给谢富治，要求“协助”，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即秉承谢富治的旨意,接见了“揪叛徒兵团”负责人，准予到全国各地查阅档案。聂元梓事先同被调査人谈话，作了安排，然后让"揪叛徒兵团”派人按照她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揪叛徒兵团”主要根据被调查人提供的假材料，在聂元梓的直接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向蒋介石汇报，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解放后，胡、李又在彭、薄、安的长期包庇下，窃踞我党的重要职务潜伏下来，成为我党内的一个极大隐患”。上述报告，经康生批交当时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彭真专案组"在康生授意下，以上述“报告”为重要根据，诬陷彭真是“大特务”，致使彭真遭到逮捕，冤狱多年。李伦也被诬陷为“特务"，冤狱近八年。
—九六七年一月，聂元梓得知戚本禹诬陷“朱是反毛的’’讲话之后，即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成立“联合批判班子”，以批判《朱德将军传》为名，对朱德委员长进行诬陷。这个"联合批判班子”相继炮制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诬陷朱德委员长是“混进党内的大军阀”，“大投机家、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印五十多万份，发往全国，进行宣传煽动。
一九六六年七月和九月，被吿人聂元梓伙同孙蓬一等人，两次写大字报诬陷曾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被告人聂元梓将大字报交给江青，转到上海，在华东师大等处貼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聂元梓到上海，煽动打倒常溪萍，伙同华东师大的一些人多次对常溪萍进行批斗，致使常溪萍受到极其残酷的折磨，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含冤去世。常溪萍的爱人陈波浪也因此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残。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被吿人聂元梓篡夺北京大学领导权期间，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二百余人被诬陷为“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九六八年五月，在聂元梓主持下，建立“监改大院”，对陆平、彭珮云等干部、学生和教师共一百余人集中监禁。被诬陷的干部、师生受到了“挂黑牌游斗”，烟头烫，铁棍、钢丝鞭毒打等人身迫害。
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藉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致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八月九日、十四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上述罪行，经法庭调查、辩论，听取证人证言，核实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庭审中，被告人聂元梓供认了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罪。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昂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聂元梓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髙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王静
人民陪审员 王斌
人民陪审员 李洪印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记员 朱江明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