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从何而来？

胜利从何而来？

——评反动影片《战上海》
蔚青
1970年1月28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一九四九年，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推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砸碎了千年铁锁链，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了！

毛主席在总结这一伟大历史事变时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反动影片《战上海》所反映的，是人民解放战争后期的一个重大战役——上海战役。影片美其名曰“战”，实际上是在宣扬敌人的“献”。这是一部借表现上海战役为名，行歌颂国民党反动派之实的反动影片。这是一株打着“战上海”的幌子，鼓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毒草。

在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续告捷之后，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号令，我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挥戈南下，飞越长江，一举攻克蒋匪巢穴南京，包围了上海。在上海人民的紧密配合和大力支援下，我军首先占领了上海周围的十余座县城，接着又迅速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攻势面前，困守于苏州河北岸的部分敌人被迫放下武器，另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敌人也被消灭殆尽。经过半个月的激战，上海这座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的大城市，终于回到人民手里来了。上海的胜利解放，充分显示了人民革命战争的巨大威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京沪决战”的狂妄叫嚣，再一次奏响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嘹亮凯歌。

反动影片《战上海》的结尾，是一幅庆祝胜利的图景：红旗飞舞，鞭炮齐鸣，人海如潮，欢声雷动。但是，胜利从何而来？编导者是这样描写的：我军包围上海以后，用大炮轰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敌人撤到苏州河北岸据险死守，凭借市区的高楼大厦和我军展开争夺战。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我军无法前进一步，连影片中唯一的“战斗英雄”也负伤倒下了。于是，内线战斗陷入僵局，迫使我军改变“作战方案”。方军长亲自打电话给扼守苏州河防线的敌副司令兼军长刘义，请求他“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刘义接到电话，当即应允，一声令下，全线撤防，上海就宣告解放了。

这就是影片伪造出来的我们解放上海的历史。这就是影片的编导者为上海解放的“胜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这个答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上海的解放不是革命人民用枪杆子打出来的，而是靠敌人“献”出来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两个阶级的大决战。一方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一方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敌我相对，营垒分明。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没有一点调和的余地。很清楚，革命要取得胜利，道路只有一条：以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

然而，编导者为了给自己的答案制造“论据”，为了使人们相信上海的解放是敌人“献”出来的，千方百计地捏造和夸大其他一些矛盾，用以掩盖战争双方的阶级矛盾，抹煞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否定武装斗争的作用。

编导者极力渲染的是些什么矛盾呢？

第一、革命战争与人民利益有矛盾。解放上海的战斗还未打响，方军长就当众宣称：“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可不容易打啊！”所谓的“战斗英雄”赵永生也说：“军长，我担心这个仗可怎么打法！”“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片破砖乱瓦，一汪血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要靠打来消灭敌人吗？你就不能保全人民和城市；你要保全人民和城市吗？你就不能靠打来消灭敌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这种战争的本身，就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最根本的保护；离开了革命战争，人民群众只能永远当牛做马。诚然，战争是要流血的。革命战争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必要的牺牲。但是，在革命战争中，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的解放。在革命战争中，我们要注意避免人民群众的伤亡，要尽可能地保护城市建设，这是我军一贯的方针。影片的编导者却居心险恶地将革命战争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挑衅性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保全上海就不应该“打”，必须放下武器，另找门路。 第二、门路在哪里？影片编导者说在敌人内部，因为敌人内部有矛盾。影片极力突出国民党“嫡系”部队排挤、压制“杂牌”军长刘义的矛盾，特意安排了“嫡系”军长和“嫡系”司令的一段对话：“总座，你认为刘义这条老狗还靠得住么？”“所以要你听他的指挥呀！”这一问一答多么清楚地表露了编导者的意图！原来，那位受排挤、受压制、可怜而又可亲的“杂牌”军长刘义对国民党反动派是“靠不住”的。

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一切反革命派别，都代表着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为反动统治的政治路线服务。尽管他们中间存在着狗咬狗的矛盾，但是由于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它们剥削人民、压迫人民、镇压革命的反动本质是一致的。就拿被反动影片极力称颂的“杂牌”军长刘义来说，他在反共反人民方面，有哪一点比国民党“嫡系”部队差呢？一点也没有。如果说他和国民党“嫡系”部队还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末，这种矛盾的表现就在于他主张运用更狡猾的策略、更阴险的手段来对付革命人民，而他的“嫡系”上司还没有来得及全部接受，致使他不能不对他的“嫡系”上司有所抱怨，有所规劝，“以往辽沈、淮海、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刘义这个颠倒历史的反革命总结，多么充分地表述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垮台的无限惋惜，多么集中地暴露了他对人民革命战争的刻骨仇恨。 第三、为了进一步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编导者又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代替马列主义阶级论，大肆渲染国民党反革命头目的所谓“内心矛盾”。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刘义在一派哀凉凄楚的气氛中，面对“全家福”照片，忽然“良心发现”。他说：“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落个替死鬼的下场，真是罪有应得啊！”一声“替死鬼”，就把这个刽子手几十年的血腥罪恶一笔勾销，一声“罪有应得”，就“改变”了这个恶魔的本性，仿佛他再也不是蒋贼的走狗而是人民的朋友了，仿佛吃人的魔鬼已经变成善心的菩萨！这是多么恶毒的政治骗局啊！

这样一个顽固的阶级敌人的本性当真能改变吗？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豺狼的本性是要吃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是要剥削、压迫和屠杀人民。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表明：一切敌人“决不肯放下屠刀”，“也决不能成佛”；只有当人民的枪杆子打得它们走投无路、面临山穷水尽的绝境时，它们才有可能放下武器。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难道出现得还少吗？

到此，结论很清楚了。在影片的编导者看来，革命战争是要造成“一片破砖乱瓦，一汪血”的，为了不造成这样的后果，就要放下枪杆子，寄希望于敌人；敌人内部存在着“势不两立”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对解放上海起决定性的作用；穷凶极恶的敌人在关键时刻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于是，上海的解放，不用靠人民去“战”，只须靠敌人来“献”。请看！这是一条多么鲜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为了鼓吹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编导者又煞费心机地提出了一个所谓“二十二年前”的问题。影片不但安排了一个方军长在二十二年前离开上海、二十二年后“又回来了”的情节，还特意让一位“历史的见证人”赵妈妈讲出了这样一段话：“二十二年前，正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二十二年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叛卖革命的一九二七年。大叛徒陈独秀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极力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公开向蒋介石屈膝投降，“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只要是稍有常识的人，决不会把这种反革命大叛卖说成是一时的“大意”；而把这种反革命大叛卖说成是一时“大意”的人，也决不是什么偶然的疏忽。

所谓“二十二年前”“我们太大意了”，正是公开地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好一个“我们”！原来，什么方军长、赵妈妈等等，与陈独秀竟是亲如一家的“我们”；而编导者与陈独秀、方军长、赵妈妈等等，也是沆瀣一气的“我们”。在这里，编导者的反动立场暴露得何等明显啊！

一面替二十二年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脱罪责，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面又将二十二年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篡改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所谓“胜利”。两种办法，一个目的，就是：替民主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呐喊助威，全面地歪曲和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一九五九年出笼的反动影片《战上海》的反革命实质。

然而，历史不容篡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中国人民正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拿起革命的枪杆子，披荆棘，驱妖雾，擒魔怪，缚苍龙，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才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江山。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中国革命就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中国人民还将一如既往，紧握革命的枪杆子，继续保卫和巩固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倒行逆施的历史小丑，都永远阻挡不住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阔步前进！

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解放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为了制造反革命复辟的舆论，总是要通过文艺作品在政治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大作文章。在他们炮制的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戏剧、电影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其要害就在于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吹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

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总要顽强地表现他们的反动路线，革命人民就必须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经常讲，反复讲，对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鼓吹这一路线的毒草，必须经常批，反复批，这就是我们的革命职责。不放过反面教员，把毒草化为肥料，这就是我们向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