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致湯爾和函（1936年1月2日）

胡適致湯爾和函（1936年1月2日）
作者：胡適
1936年1月2日

爾和先生：

前日晤談甚慰。

先生第二書至今未覆，第一書之答書，本不欲寄出，今日檢視，其中雖多狂妄之言，知先生定不見怪，故錄副後仍將原文逖上，乞恕我。

第二書所言，使我仍不能不說幾句話。

獨秀终须去北大，也許是事實。但若無三月廿六夜的事，獨秀儘管仍須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湯兩公不會使我感覺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了。

我並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頜袖不妨嫖妓， —— 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頜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謂「公人」（Public me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爲，因他們的私行爲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來做攻擊他的武器。當日尹默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實證之，當日攻擊獨秀之人，後來都變成了「老摩登」，這也是時代的影響，所謂歷史的「幽默」是也。

造孽一層，歷史如此，本不值得爭論。但先生提及「留蔡助蔣真乃孽障」，我頗有感觸。我從上海趕回北京時，蔡公已離京。當時我若在此，必不勸蔡出走。頜袖作事，當有風度，蔡公之岀京，以當日鄙見觀之，實甚失頜袖之風度。蔡公豈徐樹錚等人所敢危害者耶？以今日鄙見觀之，倘使蔡公當日不出京，後來半年的紛紛或可以沒有，至少亦不至如當日之擾擾至半年之久。

我在國中的事業「為功為罪」，我完全負責。我從不會利用過學生團體，也不會利用過教職員團體，從不會要學生因為我的主張而犧牲他們一點鐘的學業。我的罪孽決不在這一方面。至於「打破枷鎖，吐棄國渣」，當然是我的最大功績，所惜者打破的尙不夠，吐棄的尙不夠耳。先生或許撚鬚大笑我「不可救藥」吧？匆匆補叩。

年禧

適敬上

廿五，一，二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