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致汤尔和函（1936年1月2日）

胡适致汤尔和函（1936年1月2日）
作者：胡适
1936年1月2日

尔和先生：

前日晤谈甚慰。

先生第二书至今未覆，第一书之答书，本不欲寄出，今日检视，其中虽多狂妄之言，知先生定不见怪，故录副后仍将原文逖上，乞恕我。

第二书所言，使我仍不能不说几句话。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颌袖不妨嫖妓， —— 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颌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造孽一层，历史如此，本不值得争论。但先生提及“留蔡助蒋真乃孽障”，我颇有感触。我从上海赶回北京时，蔡公已离京。当时我若在此，必不劝蔡出走。颌袖作事，当有风度，蔡公之岀京，以当日鄙见观之，实甚失颌袖之风度。蔡公岂徐树铮等人所敢危害者耶？以今日鄙见观之，倘使蔡公当日不出京，后来半年的纷纷或可以没有，至少亦不至如当日之扰扰至半年之久。

我在国中的事业“为功为罪”，我完全负责。我从不会利用过学生团体，也不会利用过教职员团体，从不会要学生因为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我的罪孽决不在这一方面。至于“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先生或许撚须大笑我“不可救药”吧？匆匆补叩。

年禧

适敬上

廿五，一，二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