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集史料重於修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歡迎會上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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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宜兰县等文献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给我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聚会。不过说到欢迎,我实在不敢当。刚才黄(纯青)先生要我对修志问题表示意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七个机构却是做征文考献工作的,他们在台湾省各地保留资料,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以编修台湾省通志及各县市的方志,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见实在不敢当。况且在座的有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师范学院的许多位文史先生,他们对于黄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在知识,学术见解,以及这几年来他们参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这许多文史界权威学者面前,更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我还要特别感谢文献会的黄先生,将先君在台湾留下的一点纪录,一个是私人日记,一个是向他长官所作的报告,予以刊行。

  关于黄先生所提的修志大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不配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不过大家知道我从前作过一部《章实斋(学诚)年谱》,因为编这一部书,对于方志问题略曾注意,章实斋是一个史学家,是很有历史的眼光的学者,他的书中,一部分有关文史,一部分有关方志,特别对于方志部分还有许多意见。因为我编章实斋的年谱,所以引起我对方志的兴趣。平时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个人所搜集的材料当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与个人有关的。但是我在国外,看到搜集方志最全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它搜集了全中国的方志,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从前朱先生曾编有一个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方志的书目,可以作为参考。在国内除了北大图书馆和上海的涵芬楼以外,很少有一个地方像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得那样完备,而美国除了国会图书馆以外,尚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敦大学的收藏亦甚丰富。因此,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今天向七个专门考献的团体的先生以及文史专家面前提出。

  我觉得文献委员会这几年来所做的搜集史料刊部史料的工作,也许比将来修志的工作还格外重要,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对诸位修省通志或地方志的工作不领会,我的意思是说搜集资料,保藏原料,发表原料这些工作,比整理编志的工作更重要,有了原料,将它收集保藏起来,随时随地的继续搜集,随时出版,有一种材料就印一种,这个工作比修志编志书重要得多。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志书经过一番制造整理,是一种制造品,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曾说过,人家以为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最麻烦,其实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价值最高,这个见解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宋史》所保藏的原料最多,经过整理删除的最少,有人以为《宋史》不好,要重新写过一部,我却以为幸而《宋史》替我们保留了许多材料。再说大家都知道唐书有两部,一部《新唐书》,一部《旧唐书》,《新唐书》是宋时人作的,经过了一番整理,以做文章的方法来写历史,将材料改了很多,文章固然很谨严,一般做文章的人也许很恭维《新唐书》,但以历史的眼光看,《新唐书》是远不如《旧唐书》的,清朝学者王若虚就曾经写过《新唐书》不好,我们可以说《新唐书》不但文章不通,而且原始的材料都掉了,《旧唐书》就是因为材料较多,所以篇幅也较多,差不多比《新唐书》多了一倍。这是它的好处。

  今天在座的七个团体,都是从事征文考献的工作,给台湾的历史保藏史料,原料越是保藏得多,搜集得多,比起将原料整理删除编整的工作,都远为重要。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编志,新方法也好,旧方法也好,都不免经过整理,许多材料不免受编志总纂主观的取舍。甚至毁去一部分材料,或隐藏一部分材料;经过这一阶段,往往将有价值的原料去掉,所以整理出来的东西就成为制造品,我们以现代新的眼光来看,与其编志不如做搜集材料发表材料,继续搜集材料,随时发表材料的工作。譬如说,“二二八”事变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现在距离的时间很短,在台湾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讨论时不免有许多主观的见解,而关于这件事,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其写一部志书,在方志中很简单的将二二八事件叙述几遍,远不如不去谈它,不去写书,而注重在保藏史料这一方面。使真实的材料不至毁灭,而可以发表的就把它发表。这是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原料比制造品重要,说明过早提出结论,不如多保留各方面的材料,到可以发表的时候当作原料发表,不加以论断。不要使原料毁灭,我以为这个工作比编志更重要。希望各地文献委员会对于搜集资料保存资料的工作能够继续,而且要特别的看重。不要存一种搜集资料就要编志的观念。

  还有今天我在台大参观人类考古学系,看到有关高山族的考据,这是很了不得的,把高山族分成七个大类,这个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只是在开始搜集材料,还没有到搜集齐全的时期,有关民族、语言、方音等等的调查纪录,就我所知目前还是不够,尚待继续搜集,再以新的方式整理。在开始搜集的时候,很不容易有一个结论。征文考献亦复如此,应多搜集原料,研究原料,不必在几年中将各地通志都写起来。至少在我这个半个台湾人看来是不必如此的,而应扩大搜集材料的范围,请台大、师院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各位先生就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各方面以新的方法来搜集新的材料。

  这是我这半个台湾人回到第二故乡,向各位负征文考献责任的先生们,以我外行的一点小意见贡献给大家,我想许多文史专家一定有更好的意见,黄先生可以请他们多多发表,我只是以我粗浅的意见供大家的参考,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意见。

(本文为1953年1月6日胡适在台湾文献委员会
欢迎会上的演讲,收入《胡适言论集》甲编,
1953年5月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