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集史料重於修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歡迎會上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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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謝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蘭縣等文獻委員會的各位先生給我參加這樣一個盛大的聚會。不過說到歡迎,我實在不敢當。剛才黃(純青)先生要我對修志問題表示意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等七個機構卻是做徵文考獻工作的,他們在台灣省各地保留資料,搜集資料,整理資料,以編修台灣省通志及各縣市的方志,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見實在不敢當。況且在座的有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師範學院的許多位文史先生,他們對於黃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在知識,學術見解,以及這幾年來他們參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這許多文史界權威學者面前,更不敢說話了。

  不過黃先生說我是台灣人,的確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幼年時我曾在台灣住過一年又十個月。這次我到台南、台東等地,曾種了一株榕樹,兩株樟樹,據說這兩種樹都有很長的壽命,將來長大了,也許有一個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說替將來的台灣文獻捏造一些掌故。

  我還要特別感謝文獻會的黃先生,將先君在台灣留下的一點紀錄,一個是私人日記,一個是向他長官所作的報告,予以刊行。

  關於黃先生所提的修志大問題,我剛才已經說過,我是不配提出有價值的意見的,不過大家知道我從前作過一部《章實齋(學誠)年譜》,因為編這一部書,對於方志問題略曾注意,章實齋是一個史學家,是很有歷史的眼光的學者,他的書中,一部分有關文史,一部分有關方志,特別對於方志部分還有許多意見。因為我編章實齋的年譜,所以引起我對方志的興趣。平時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個人所搜集的材料當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與個人有關的。但是我在國外,看到搜集方志最全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它搜集了全中國的方志,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從前朱先生曾編有一個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中國方志的書目,可以作為參考。在國內除了北大圖書館和上海的涵芬樓以外,很少有一個地方像美國國會圖書館搜集得那樣完備,而美國除了國會圖書館以外,尚有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敦大學的收藏亦甚豐富。因此,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今天向七個專門考獻的團體的先生以及文史專家面前提出。

  我覺得文獻委員會這幾年來所做的搜集史料刊部史料的工作,也許比將來修志的工作還格外重要,這一句話並不是說對諸位修省通志或地方志的工作不領會,我的意思是說搜集資料,保藏原料,發表原料這些工作,比整理編志的工作更重要,有了原料,將它收集保藏起來,隨時隨地的繼續搜集,隨時出版,有一種材料就印一種,這個工作比修志編志書重要得多。為什麼原因呢?因為志書經過一番製造整理,是一種製造品,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曾說過,人家以為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最麻煩,其實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價值最高,這個見解我是很贊成的。因為《宋史》所保藏的原料最多,經過整理刪除的最少,有人以為《宋史》不好,要重新寫過一部,我卻以為幸而《宋史》替我們保留了許多材料。再說大家都知道唐書有兩部,一部《新唐書》,一部《舊唐書》,《新唐書》是宋時人作的,經過了一番整理,以做文章的方法來寫歷史,將材料改了很多,文章固然很謹嚴,一般做文章的人也許很恭維《新唐書》,但以歷史的眼光看,《新唐書》是遠不如《舊唐書》的,清朝學者王若虛就曾經寫過《新唐書》不好,我們可以說《新唐書》不但文章不通,而且原始的材料都掉了,《舊唐書》就是因為材料較多,所以篇幅也較多,差不多比《新唐書》多了一倍。這是它的好處。

  今天在座的七個團體,都是從事徵文考獻的工作,給台灣的歷史保藏史料,原料越是保藏得多,搜集得多,比起將原料整理刪除編整的工作,都遠為重要。因為無論以什麼方式編志,新方法也好,舊方法也好,都不免經過整理,許多材料不免受編志總纂主觀的取捨。甚至毀去一部分材料,或隱藏一部分材料;經過這一階段,往往將有價值的原料去掉,所以整理出來的東西就成為製造品,我們以現代新的眼光來看,與其編志不如做搜集材料發表材料,繼續搜集材料,隨時發表材料的工作。譬如說,「二二八」事變是一個很不愉快的事,現在距離的時間很短,在台灣是一件很重要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不能不討論這個問題,但討論時不免有許多主觀的見解,而關於這件事,就有許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在這樣的情形下,與其寫一部志書,在方志中很簡單的將二二八事件敘述幾遍,遠不如不去談它,不去寫書,而注重在保藏史料這一方面。使真實的材料不至毀滅,而可以發表的就把它發表。這是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來說明原料比製造品重要,說明過早提出結論,不如多保留各方面的材料,到可以發表的時候當作原料發表,不加以論斷。不要使原料毀滅,我以為這個工作比編志更重要。希望各地文獻委員會對於搜集資料保存資料的工作能夠繼續,而且要特別的看重。不要存一種搜集資料就要編志的觀念。

  還有今天我在台大參觀人類考古學系,看到有關高山族的考據,這是很了不得的,把高山族分成七個大類,這個工作現在剛剛開始,只是在開始搜集材料,還沒有到搜集齊全的時期,有關民族、語言、方音等等的調查紀錄,就我所知目前還是不夠,尚待繼續搜集,再以新的方式整理。在開始搜集的時候,很不容易有一個結論。徵文考獻亦復如此,應多搜集原料,研究原料,不必在幾年中將各地通志都寫起來。至少在我這個半個台灣人看來是不必如此的,而應擴大搜集材料的範圍,請台大、師院及歷史語言研究所各位先生就民族學、語言學、人類學各方面以新的方法來搜集新的材料。

  這是我這半個台灣人回到第二故鄉,向各位負徵文考獻責任的先生們,以我外行的一點小意見貢獻給大家,我想許多文史專家一定有更好的意見,黃先生可以請他們多多發表,我只是以我粗淺的意見供大家的參考,作為一種拋磚引玉的意見。

(本文為1953年1月6日胡適在台灣文獻委員會
歡迎會上的演講,收入《胡適言論集》甲編,
1953年5月台北華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