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曾孟樸先生
| 記曾孟樸先生 作者：郁达夫 |
當曾樸先生作故的時候，《東南日報》的記者黃萍蓀先生，曾來訪問過我，已經將先生的身世，約略講過一篇了；後來看見邵洵美先生在《人言》上，鄭君平先生在《新小說》上，各做過一篇關於曾先生的文字；現在在林語堂、陶亢德兩先生合編的《宇宙風》上，並且還登載了哲嗣虛白先生自己編撰的一部很詳盡的孟朴先生的年譜，要想知道曾先生的一生經過，和著作學問以及任事履歷的人，但須去翻讀第二三四期的《宇宙風》就對，這裡我只想寫一點先生和我個人的交誼。
當我遷上杭州來住之先，因為時勢環境的關係，不得不在洋場的上海寄寓，前後計算起來，自民國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上了七八年的光景。這一段時間，是中國新書出版業的黃金時代；上海的新書店開得特別的多，而一般愛文學，寫稿子的人，也會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來是商業中心的這一角海港，居然變成了中國新文化的中心地。
洵美他們的金屋書店，開幕了不久，後來又聽見說，曾先生父子，也拉集了幾多股子，開起真美善書店來了，我當時因為在生病，所以他們開幕的時候請客，終於沒有去成。那時候洵美的老家，還在金屋書店對門的花園裡，我們空下來，要想找幾個人談談天，只須上洵美的書齋去就對，因為他那裡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們的座上，我方才認識了圍繞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壯文學者，象傅彥長、張若谷諸先生。從他們的口裡，我於聽到了些曾先生的日常起居，與他的老而益壯的從事創作精神之餘，還接到了一個口頭招請，說曾老先生也很想和我談談，教我有空，務必上他家裡去走走。這時候，他住在法界的馬斯南路，我住在靜安寺的近旁，心裡雖則也時常在嚮往，但終因懶惰不過，容易發不起上法界去的心，所以當真美善開後的一年之中，還沒有和他見一面的緣分。
後來，書業衰落了，金屋書店因蝕本而關了門。真美善也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曾老先生把家遷移了，遷住到了離我的寓舍不遠的靜安寺路猶太花園對面的一處松壽里中。
記得是一天初冬的晚上，天氣很寒冷，洵美他們在我們家裡吃飯。吃過飯後，沒地方去走，洵美就提出了去看曾先生的建議。上了洵美的車一拐彎，不到三分鐘的時光，就到了曾先生的住宅了，他們還正在那裡吃晚飯。
孟朴先生的風度，實在清麗得可愛，雖則年齡和我相差二十多歲，雖則嘴上的一排鬍子也有點灰了，但談話的精神的矍鑠，目光神采的奐奕，軀幹的高而不曲，真令我這一個未老先衰的中年小子，感到滿面的羞慚。先生的體格，原是清臒的，那時候據說還在害胃病，但是他的那一種丰采，都毫沒有一點病後的衰容。
我們有時躺著，有時坐起，一面談，一面也抽煙，吃水果，喝釅茶。從法國浪漫主義各作家談起，談到了《孽海花》的本事，談到了先生少年時候的放浪的經歷，談到了陳季同將軍，談到了錢蒙叟與楊愛的身世以及虞山的紅豆樹；更談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個人的享樂的程度與限界。先生的那一種常熟口音的普通話，那一種流水似的語調，那一種對於無論哪一件事情的豐富的知識與判斷，真教人聽一輩子也不會聽厭；我們在那一天晚上，簡直忘記了時間，忘記了窗外的寒風，忘記了各人還想去幹的事情，一直坐下來坐到了夜半，才茲走下他的那一間廂樓，走上了回家的歸路。
自從這一次見面之後，曾先生的印象，便永遠新鮮活潑地印入了我的腦裡，後來他與虛白先生合譯的那本《肉與死》出版了。當印出的那一天，我就得到了一冊贈送本，這一本三百多頁的大著，因為是曾先生所竭力推薦的作品，書到的晚上，我一晚不睡，直讀到了早晨的八點。
先生的懺悔錄的《魯男子》，因為全書的計畫很大，到現在也仍還是一部未完的大作品；我在當時正想翻讀的當兒，又因一轉念，等出完了之後再讀不遲，終於擱了下來。事後追想起來，何以那時候會偷懶到這一個地步，不於曾先生的生前，精讀一下他這部晚年的巨著，當面去和他討論討論？現在雖則悔恨到了萬分，可已經是驢鳴空吊，無補於實際了。
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種愛嬌，是當人在他面前談起他自己的譯著的時候的那一臉歡笑。臉上的線條，當他微笑的時候，表現得十分的溫和，十分的柔熱，使在他面前的人，都能夠從他的笑裡，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象春風似的慰撫。有一次記得是張若谷先生，提起了他的《魯男子》裡的某一節記敘，先生就露現了這一種笑容；當時在他左右的人，大約都不曾注意及此，我從側面，看見了他的這一臉笑，覺得立時就掉入了別一個世界，覺得他的笑眼裡的光芒，是能于夏日發放清風，暗夜散播光明似的；這一種感想，我不知道別人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樣。
二十年的春天，是老太夫人八十，曾先生六十的壽辰，同時也是他第三位公子新婚的日子；上海的一批朋友，大家是約好去常熟拜夀道喜的，我因為不在上海，終於錯過了這一次游常熟的機會。等洵美他們回來之後，大家說起這一次常熟之游，還是談得津津有味，對我說：“可惜只缺少了你們夫婦的同行，曾老先生是十分希望你們去的。”這一回喜事過後，曾先生的身體，似乎就不十分康健了；其後真美善也閉了店，先生的蹤跡，只在蘇州常熟的兩處養病閒居，不常到上海來了，這中間我並且又遷到了杭州；嗣後一直到接先生的訃報為止，終於沒有第二次再見先生一次面的機遇。不過現在雖和先生的靈櫬遠隔千里，我只教閉上眼睛，一想起先生，先生的柔和的豐貌，還很鮮明地印在我的眼簾之上。中國新舊文學交替時代的這一道大橋樑，中國二十世紀所產生的諸新文學家中的這一位最大的先驅者，我想他的形象，將長留在後世的文學愛好者的腦裡，和在生前見過他的我的腦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