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曾孟朴先生
| 记曾孟朴先生 作者：郁达夫 |
当曾朴先生作故的时候，《东南日报》的记者黄萍荪先生，曾来访问过我，已经将先生的身世，约略讲过一篇了；后来看见邵洵美先生在《人言》上，郑君平先生在《新小说》上，各做过一篇关于曾先生的文字；现在在林语堂、陶亢德两先生合编的《宇宙风》上，并且还登载了哲嗣虚白先生自己编撰的一部很详尽的孟朴先生的年谱，要想知道曾先生的一生经过，和著作学问以及任事履历的人，但须去翻读第二三四期的《宇宙风》就对，这里我只想写一点先生和我个人的交谊。
当我迁上杭州来住之先，因为时势环境的关系，不得不在洋场的上海寄寓，前后计算起来，自民国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上了七八年的光景。这一段时间，是中国新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开得特别的多，而一般爱文学，写稿子的人，也会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来是商业中心的这一角海港，居然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地。
洵美他们的金屋书店，开幕了不久，后来又听见说，曾先生父子，也拉集了几多股子，开起真美善书店来了，我当时因为在生病，所以他们开幕的时候请客，终于没有去成。那时候洵美的老家，还在金屋书店对门的花园里，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们的座上，我方才认识了围绕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壮文学者，象傅彦长、张若谷诸先生。从他们的口里，我于听到了些曾先生的日常起居，与他的老而益壮的从事创作精神之馀，还接到了一个口头招请，说曾老先生也很想和我谈谈，教我有空，务必上他家里去走走。这时候，他住在法界的马斯南路，我住在静安寺的近旁，心里虽则也时常在向往，但终因懒惰不过，容易发不起上法界去的心，所以当真美善开后的一年之中，还没有和他见一面的缘分。
后来，书业衰落了，金屋书店因蚀本而关了门。真美善也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曾老先生把家迁移了，迁住到了离我的寓舍不远的静安寺路犹太花园对面的一处松寿里中。
记得是一天初冬的晚上，天气很寒冷，洵美他们在我们家里吃饭。吃过饭后，没地方去走，洵美就提出了去看曾先生的建议。上了洵美的车一拐弯，不到三分钟的时光，就到了曾先生的住宅了，他们还正在那里吃晚饭。
孟朴先生的风度，实在清丽得可爱，虽则年龄和我相差二十多岁，虽则嘴上的一排胡子也有点灰了，但谈话的精神的矍铄，目光神采的奂奕，躯干的高而不曲，真令我这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年小子，感到满面的羞惭。先生的体格，原是清臒的，那时候据说还在害胃病，但是他的那一种丰采，都毫没有一点病后的衰容。
我们有时躺著，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酽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了《孽海花》的本事，谈到了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的身世以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限界。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哪一件事情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坐到了夜半，才兹走下他的那一间厢楼，走上了回家的归路。
自从这一次见面之后，曾先生的印象，便永远新鲜活泼地印入了我的脑里，后来他与虚白先生合译的那本《肉与死》出版了。当印出的那一天，我就得到了一册赠送本，这一本三百多页的大著，因为是曾先生所竭力推荐的作品，书到的晚上，我一晚不睡，直读到了早晨的八点。
先生的忏悔录的《鲁男子》，因为全书的计画很大，到现在也仍还是一部未完的大作品；我在当时正想翻读的当儿，又因一转念，等出完了之后再读不迟，终于搁了下来。事后追想起来，何以那时候会偷懒到这一个地步，不于曾先生的生前，精读一下他这部晚年的巨著，当面去和他讨论讨论？现在虽则悔恨到了万分，可已经是驴鸣空吊，无补于实际了。
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脸上的线条，当他微笑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的温和，十分的柔热，使在他面前的人，都能够从他的笑里，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象春风似的慰抚。有一次记得是张若谷先生，提起了他的《鲁男子》里的某一节记叙，先生就露现了这一种笑容；当时在他左右的人，大约都不曾注意及此，我从侧面，看见了他的这一脸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于夏日发放清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这一种感想，我不知道别人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二十年的春天，是老太夫人八十，曾先生六十的寿辰，同时也是他第三位公子新婚的日子；上海的一批朋友，大家是约好去常熟拜夀道喜的，我因为不在上海，终于错过了这一次游常熟的机会。等洵美他们回来之后，大家说起这一次常熟之游，还是谈得津津有味，对我说：“可惜只缺少了你们夫妇的同行，曾老先生是十分希望你们去的。”这一回喜事过后，曾先生的身体，似乎就不十分康健了；其后真美善也闭了店，先生的踪迹，只在苏州常熟的两处养病闲居，不常到上海来了，这中间我并且又迁到了杭州；嗣后一直到接先生的讣报为止，终于没有第二次再见先生一次面的机遇。不过现在虽和先生的灵榇远隔千里，我只教闭上眼睛，一想起先生，先生的柔和的丰貌，还很鲜明地印在我的眼帘之上。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的这一位最大的先驱者，我想他的形象，将长留在后世的文学爱好者的脑里，和在生前见过他的我的脑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