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怡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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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许怡荪死了!他死的时候是中华民国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点半钟。死的前十几天,他看见报纸上说我几个朋友因为新旧思潮的事被政府驱逐出北京大学。他不知那是谣言,一日里写了两封快信给我,劝我们“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愤慨”(3月5日信)。他又说“无论如何,总望不必愤慨,仍以冷静的态度处之,……所谓经一回的失败,长一回的见识”(3月5日第二信)。这就是怡荪最末一次的信。到了3月17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还说是感冒,竟不曾请医生诊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觉得病不轻,方才用电话告知几个同乡。明天他们来时,怡荪的呼吸已短促,不很能说话。河海工程学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医院,医院中人说这是流行的时症转成肺炎:他的脉息都没有了,医生不肯收留。抬回之后,校长许肇南先生请有名的中医来,也是这样说,不肯开方。许先生再三求他,他才开了四味药,药还没煎好,怡荪的气已绝了!

  怡荪是一个最忠厚,最诚恳的好人,不幸死的这样早!……这样可惨!我同怡荪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为人,很知道他一生学问思想的变迁进步。我觉得他的一生,处处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模范,因此我把他给朋友的许多书信作材料,写成这篇传。  

  怡荪名棣常,从前号绍南,后来才改做怡荪。他是安徽绩溪十五都磡头的人。先进绩溪仁里的思诚学堂,毕业之后,和他的同学程干丰、胡祖烈、程敷模、程干诚等人同来上海求学。他那几位同学都进了吴淞复旦公学,只有怡荪愿进中国公学。那时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后来中国公学解散,同学组织中国新公学,怡荪也在内,和我同住竞业旬报馆。后来怡荪转入复旦公学,不久他的父亲死了(庚戌),他是长子,担负很重,不能不往来照应家事店事,所以他决计暂时不进学校,改作自修工夫,可以自由来往。决计之后,他搬出复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怡荪回浙江孝丰,——他家有店在孝丰,——我也去北京应赔款留学官费的考试。我们两人从此一别,七个足年不曾相见。我到美国以后,怡荪和我的朋友郑仲诚同到西湖住白云庵,关门读国学旧书,带着自修一点英文(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明年辛亥,我们的朋友程干丰(乐亭)病死。怡荪和他最好,心里非常悲痛,来信有“日来居则如有所失,出则不知所之,念之心辄惶然而泪下,盖六载恩情,其反动力自应如是”(辛亥四月十一日信)。那年五月怡荪考进浙江法官养成所,他的意思是想“稍攻国法私法及国际法,期于内政外交可以洞晓;且将来无论如何立身,皆须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学堂办得很不满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他就不进去了。他来信说,“读律之举,去岁曾实行之,今年又复舍去,盖因校中组织未善,徒袭取东夷皮相;……人品甚杂,籧篨戚施之态,心素恶之,故甚不能侧身其间以重违吾之本心也”(民国元年十月三十日信)。

  那一年怡荪仍旧在西湖读书。民国二年他决意到日本留学,四月到东京进明治大学的法科,五月来信说:“……君既去国,乐亭复云亡。此时孤旅之迹,若迷若惘,蓬转东西,而终无所栖泊。本拟屏迹幽遐,稍事根底学问,然非性之所近,……恐于将来为己为人,一无所可。……去岁以来,思之重思之,意拟负笈东瀛,一习拯物之学。然因经济困难,尚未自决。嗣得足下第二手书,慰勉有加,欲使膏肓沉没,复起为人,吾何幸而得此于足下!……遂于阴历正月间驰赴苕上,料理一切,期于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他到日本后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汇款不通,他决计回国,临走时他写长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说:“自古泯棼之会,沧海横流,定危扶倾,宜有所托。寄斯任者,必在修学立志之土,今既气运已成,乱象日著,虽有贤者不能为力。于此之时,若举国之士尽入漩涡,随波出没,则不但国亡无日,亦且万劫不复矣。在昔东汉之末,黄巾盗起,中原鼎沸,诸葛武侯高卧隆中,心不为动。岂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人而能忘情国家者乎?诚以乱兹方寸于事无益耳。丁此乱离,敢唯足下致意焉。”

  这封信寄后,因道路不平静,他竟不能回国。那时东京有一班人发起一个孔教分会,怡荪也在内。他是一个热心救国的人,那时眼见国中大乱,心里总想寻一个根本救国方法;他认定孔教可以救国,又误认那班孔教会的人都是爱国的志士,故加入他们的团体。他那时对于那班反对孔教会的人,很不满意,来信有“无奈东京留学界中,大半趋奉异说,习气已深,难与适道”的话(同上)。这时代的怡荪完全是一个主张复古的人。他来信有论孔教会议决“群经并重”一段,说“以余之意,须侧重三礼。盖吾国三代之时,以礼治国,故经国之要尽在三礼。近日东西各国每以法律完备自多,岂知吾国数千年前已有威仪三百,礼仪三千,以礼治国,精审完美,必不让于今日所谓法治国也。且一般人多主张以孔子为宗教家。既认为宗教,则于方式亦不可不讲。冠婚丧祭等事,宜复于古,方为有当耳”(同上)。我回信对于这主张,很不赞成。明年(民国三年)怡荪写了一封楷书六千字的长信同我辩论,到了这时候,怡荪已经看破孔教会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来信有云:“近日之孔教会不脱政党窠臼,所谓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梦见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会,其犹孔子所谓死不若速朽之为愈也!”(三年四月一日信)怡荪本来已经搬进孔教会事务所里,替他们筹成立会和办“大成节”的庆祝会的事,很热心的。后来因为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来,住辰实馆(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这时候仍旧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国,不过他的孔教观念已经不是陈焕章一流人的孔教观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长信里,说他提倡孔教有三条旨趣:“(一)洗发孔子之真精神,为革新之学说,以正人心;(二)保存东亚固有之社会制度,必须昌明孔孟学说,以为保障;(三)吾国古代学说如老、荀、管、墨,不出孔子范围,皆可并行不背;颂言孔教,正犹振衣者之必提其领耳。”(三年四月十日信)

  这时候怡荪所说“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说的“微言大义”。所以他那信里说:“至于近世,人心陷溺已至于极,泯棼之祸,未知所届。及今而倡孔教以正人心,使此后若有窃国者兴,亦知所戒,则犹可以免于大乱也。”后来袁世凯用了种种卑污手段,想做皇帝。东京的孔教会和筹安会私造了许多假图章,捏名发电“劝进”。怡荪的希望从此一齐打破。所以后来来信说:“时局至此,欲涕无从。大力之人,负之狂走,其于正义民意,不稍顾恤。所谓‘道德’者,已被轻薄无余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条所说“东亚固有之社会制度”,他的意思是专指家族制度。原信说:“挽近世衰道微,泰西个人功利等学说盛行,外力膨胀,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则东亚社会制度中坚之家族制,必为所冲决。此中关系甚巨,国性灭失,终必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颂言孔教,夫岂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怡荪这种观念,后来也渐渐改变。最后的两年,他已从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后来不但不满意于旧式的家族制,并且对于社会政治的组织也多不满意。去年来信竟说“所谓社会制度,所谓政治组织,无一不为人类罪恶之源泉,而又无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静念,神智常为惘惘也”。(七年九月八日信)复古的怡荪,此时已变成了社会革新家的怡荪。

  至于第三条所说“老、荀、管、墨不出孔子范围”的话,我当时极力同他辩论,后来他稍稍研究诸子学,主张也渐渐改变。我在美国的时候,要用俞樾的《读公孙龙子》,遂写信请怡荪替我寻一部《俞楼杂纂》。他因为买不到单行本子,所以到上野图书馆去替我抄了一部《读公孙龙子》。我那时正在研究诸子学,作为博士论文。怡荪屡次来信劝勉我;有一次信上说,“世言东西文明之糅合,将生第三种新文明。足下此举将为之导线,不特增重祖国,将使世界发现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这种地方不但可以见得怡荪鼓舞朋友的热心,并且可以见得他对于儒家与非儒家学说的态度变迁了。

  以上述怡荪对于孔教的态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论孔教问题,下半论政治问题。怡荪的政治思想前后共经过几种根本的变迁。那封信里所说可以代表他的基本观念是“政治中心”的观念。他说:“以余观于吾国近数十年来之政局,政治之重点,亦常有所寄。盖自湘乡柄政以后,移于合肥。合肥将死,……疏荐项城以代。项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势力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历世而愈大。……辛亥之际,失其重点,故常震撼不宁,其在民质未良之国,政治中心宜常寄于一部分之人,否则驯至于乱。……再以今日时势推之,其继项城而起者,其必为段氏祺瑞乎?”(三年四月十日信)这时代的怡荪所主张的是一种变相的“独头政治”。他说“一国改进之事,不宜以顿,尤须自上发之”。(同上)他那时推测中国的将来,不出三条路子:“若天能挺生俊杰,如华盛顿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国之重,与以悠久岁月,别开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时局而善扶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趋(适按此指政党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终至以武力解决,……此则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怡荪一生真能诚心爱国,处处把“救国”作前提,故凡他认为可以救国的方法,都是好的。如袁政府当时的恶辣政策,怡荪也不根本否认。他说:“吾人之于政府,固常望其发奋有为,自脱于险,苟有利于吾国吾民者,犯众难以为之,可也;能如诸葛武侯、克林威尔之公忱自矢,其心迹终可大白于天下,而吾人亦将讴歌之不暇,岂忍议其后乎?若计不出此,徒揽天下之威福以为一姓之尊荣,是则非吾人之所敢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载。录他寄胡绍庭的信)可见怡荪当时不满意于袁政府,不过是为他的目的不在救国而在谋一姓的尊荣。至于严厉的政策和手段,他并不根本反对。他说,“总之,政治之事无绝对至善之标准,惟视其时之如何耳”(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过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实行,云南、贵州的革命接着起来,民国五年帝制取消,不久袁世凯也死了。那时怡荪对于国事稍有乐观,来信说:“国事顷因陈(其美)毙于前,袁(世凯)殂于后,气运已转,国有生望。盖陈死则南方暴烈恶徒无所依附,而孙中山之名誉可复。袁灭则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十日信)那时怡荪前两年所推算的段祺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怡荪来信说:“闻段之为人,悃愊无华,而节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风。倘国人悔祸,能始终信赖其为人,则戡乱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见那时怡荪还是主张他的“政治中心”论。

  怡荪在明治大学于民国五年夏间毕业。七月中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国。那时段内阁已成立,阁员中很有几个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里还是党争很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荪回国住了一年,他的政治乐观很受了一番打击,于是他的政治思想遂从第一时代的“政治中心”论变为第二时代的“领袖人才”论。他说,“国事未得大定,无知小人尚未厌乱,而有心君子真能爱国者,甚鲜其人。如今日现状虽有良法美制,有用无体,何以自行?欲图根本救济,莫如结合国中优秀分子,树为政治社会之中坚。如人正气日旺,然后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搜集同志,组一学会,专于社会方面树立基础,或建言论,或办学校,务为国家树人之计”(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他又说:“今日第一大患在于人才太少。然人才本随时而生,惜无领袖人物能组织团体,锻炼濯磨,俾其如量发挥;徒令情势涣散,虽有贤能亦不能转移风气。志行薄弱者,又常为风气所转移。……是知吾国所最缺乏者,尚非一般人才,而在领袖人才也审矣。”(六年旧七月十日信)当第三次革命成功时,我在美洲寄信给怡荪说,“这一次国民进步两党的稳健派互相携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势看来,新政府里面大概是进步党的人居多数。我很盼望国民党不要上台,专力组织一个开明强健的在野党,做政府的监督,使今日的‘稳健’不致流为明日的腐败。”我这种推测完全错了。倒袁以后,国民党在内阁里竟居大多数,进步党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台。后来党见越闹越激烈,闹得后来督军团干预政治,国会解散,黎元洪退职。张勋复辟的戏唱完之后,段祺瑞又上台。这一次民党势力完全失败。怡荪回想我前一年的话,很希望民党能组织一个有力的在野党,监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与高一涵信)。那时怡荪的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变,从前的“政治中心”论,已渐渐取消,故主张有一种监督政府的在野党“抵衡其间,以期同入正轨”(六年九月二十日与一涵信)。

  但是那时因为国会的问题,南北更决裂,时局更不可收拾。怡荪所抱的两种希望,——领袖人才和强硬的在野党,——都不能实现。民国六年秋天他屡次写信给朋友,说天下的事“当大处着眼,小处下子”(六年旧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日与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与我信)。那时安徽的政治,腐败不堪,后来又有什么“公益维持会”出现,专做把持选举的事。我们一班朋友不愿意让他们过太容易的日子,总想至少有一种反对的表示,所以劝怡荪出来竞争本县的省议会的选举。怡荪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强答应了。他答应的信上说,“民国二年选举的时候,足下寄手书,谓‘中国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颇痛。与其畏难退缩,徒于事后叹息痛恨,何如此时勿计利害,出来奋斗,反觉得为吾良心所安也”(七年五月三十日信)。这一次的选举竞争,自然是公益维持会得胜,怡荪几乎弄到“拿办”的罪名,还有他两个同乡因为反对公益维持会的手段,被县知事详办在案。但是怡荪因此也添了许多阅历。他写信给我说:“年来大多数的人,无一人不吞声饮恨,只是有些要顾面子,有些没有胆子,只得低头忍耐,不敢闹翻,却总希望有人出来反对,……由此看来,所谓社会制度,所谓政治组织,无一不为人类罪恶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说:“最近以来,头脑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无解决方法,须求社会事业进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轨道。”(同上)

  这几句话可以代表怡荪的政治思想第三个时代。这时候,他完全承认政治的改良须从“社会事业”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说“一国改良之事,尤须自上发之”的主张,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个月还有一封长信给我,同我论办杂志的事。他说:“办杂志本要觑定二三十年后的国民要有什么思想,于是以少数的议论,去转移那多数国民的思想。关系如何重要!虽是为二三十年后国民思想的前趋,须要放开眼界,偏重急进的一方面。……政治可以暂避不谈,对于社会各种问题,不可不提出讨论。”(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这个时代的怡荪完全是一个社会革命家。可惜他的志愿丝毫未能实现,就短命死了!以上述怡荪政治思想的变迁。

  怡荪于民国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许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教授国文。肇南在美国临归国的时候,问我知道国内有什么人才,我对他说:“有两个许少南。”一个就是肇南自己,一个就是怡荪(怡荪本名绍南)。后来两个许少南竟能在一块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过南京,同他谈了两天,心里很满意。谁知这一次的谈话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聚会呢?

  怡荪是一个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给我的信有十几万字,差不多个个都是楷书,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的字。他写给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做到。他处处用真诚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来往长久了,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处。己西、庚戌两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我到美国之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说:“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后,九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我,勉励我的话。我偶然说了一句可取的话,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诗,他一定写信来称赞我,鼓励我。我这十年的日记札记,他都替我保存起来。我没有回国的时候,他晓得我预备博士论文,没有时间做文章,他就把我的《藏晖室札记》节抄一部,送给《新青年》发表。我回国以后看见他的小楷抄本,心里惭愧这种随手乱写的札记如何当得我的朋友费这许多精力来替我抄写。但他这种鼓励朋友的热心,实在能使人感激奋发。我回国以后,他时时有信给我,警告我“莫走错路”,“举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旧七月初十日信),劝我“打定主意,认定路走,毋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爱谋生(Emerson)说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当作神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成神圣。”怡荪待朋友,真能这样做,他现在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响,永永留在他的许多朋友的人格里,思想里,精神里,……将来间接又间接,传到无穷,怡荪是不会死的!

民国八年六月
(原载1919年8月15日《新中国》第1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