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怡蓀傳

許怡蓀傳
作者：胡適

　　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死的前十幾天，他看見報紙上說我幾個朋友因為新舊思潮的事被政府驅逐出北京大學。他不知那是謠言，一日裡寫了兩封快信給我，勸我們「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憤慨」（3月5日信）。他又說「無論如何，總望不必憤慨，仍以冷靜的態度處之，……所謂經一回的失敗，長一回的見識」（3月5日第二信）。這就是怡蓀最末一次的信。到了3月17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還說是感冒，竟不曾請醫生診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覺得病不輕，方才用電話告知幾個同鄉。明天他們來時，怡蓀的呼吸已短促，不很能說話。河海工程學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醫院，醫院中人說這是流行的時症轉成肺炎：他的脈息都沒有了，醫生不肯收留。抬回之後，校長許肇南先生請有名的中醫來，也是這樣說，不肯開方。許先生再三求他，他才開了四味藥，藥還沒煎好，怡蓀的氣已絕了！

　　怡蓀是一個最忠厚，最誠懇的好人，不幸死的這樣早！……這樣可慘！我同怡蓀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為人，很知道他一生學問思想的變遷進步。我覺得他的一生，處處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模範，因此我把他給朋友的許多書信作材料，寫成這篇傳。　　

　　怡蓀名棣常，從前號紹南，後來才改做怡蓀。他是安徽績溪十五都磡頭的人。先進績溪仁里的思誠學堂，畢業之後，和他的同學程干豐、胡祖烈、程敷模、程干誠等人同來上海求學。他那幾位同學都進了吳淞復旦公學，只有怡蓀願進中國公學。那時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後來中國公學解散，同學組織中國新公學，怡蓀也在內，和我同住競業旬報館。後來怡蓀轉入復旦公學，不久他的父親死了（庚戌），他是長子，擔負很重，不能不往來照應家事店事，所以他決計暫時不進學校，改作自修工夫，可以自由來往。決計之後，他搬出復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怡蓀回浙江孝豐，——他家有店在孝豐，——我也去北京應賠款留學官費的考試。我們兩人從此一別，七個足年不曾相見。我到美國以後，怡蓀和我的朋友鄭仲誠同到西湖住白雲庵，關門讀國學舊書，帶着自修一點英文（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明年辛亥，我們的朋友程干豐（樂亭）病死。怡蓀和他最好，心裡非常悲痛，來信有「日來居則如有所失，出則不知所之，念之心輒惶然而淚下，蓋六載恩情，其反動力自應如是」（辛亥四月十一日信）。那年五月怡蓀考進浙江法官養成所，他的意思是想「稍攻國法私法及國際法，期於內政外交可以洞曉；且將來無論如何立身，皆須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學堂辦得很不滿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後，他就不進去了。他來信說，「讀律之舉，去歲曾實行之，今年又復捨去，蓋因校中組織未善，徒襲取東夷皮相；……人品甚雜，籧篨戚施之態，心素惡之，故甚不能側身其間以重違吾之本心也」（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信）。

　　那一年怡蓀仍舊在西湖讀書。民國二年他決意到日本留學，四月到東京進明治大學的法科，五月來信說：「……君既去國，樂亭復雲亡。此時孤旅之跡，若迷若惘，蓬轉東西，而終無所棲泊。本擬屏跡幽遐，稍事根底學問，然非性之所近，……恐於將來為己為人，一無所可。……去歲以來，思之重思之，意擬負笈東瀛，一習拯物之學。然因經濟困難，尚未自決。嗣得足下第二手書，慰勉有加，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吾何幸而得此於足下！……遂於陰曆正月間馳赴苕上，料理一切，期於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他到日本後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匯款不通，他決計回國，臨走時他寫長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說：「自古泯棼之會，滄海橫流，定危扶傾，宜有所託。寄斯任者，必在修學立志之土，今既氣運已成，亂象日著，雖有賢者不能為力。於此之時，若舉國之士盡入漩渦，隨波出沒，則不但國亡無日，亦且萬劫不復矣。在昔東漢之末，黃巾盜起，中原鼎沸，諸葛武侯高臥隆中，心不為動。豈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人而能忘情國家者乎？誠以亂茲方寸於事無益耳。丁此亂離，敢唯足下致意焉。」

　　這封信寄後，因道路不平靜，他竟不能回國。那時東京有一班人發起一個孔教分會，怡蓀也在內。他是一個熱心救國的人，那時眼見國中大亂，心裡總想尋一個根本救國方法；他認定孔教可以救國，又誤認那班孔教會的人都是愛國的志士，故加入他們的團體。他那時對於那班反對孔教會的人，很不滿意，來信有「無奈東京留學界中，大半趨奉異說，習氣已深，難與適道」的話（同上）。這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主張復古的人。他來信有論孔教會議決「群經並重」一段，說「以余之意，須側重三禮。蓋吾國三代之時，以禮治國，故經國之要盡在三禮。近日東西各國每以法律完備自多，豈知吾國數千年前已有威儀三百，禮儀三千，以禮治國，精審完美，必不讓於今日所謂法治國也。且一般人多主張以孔子為宗教家。既認為宗教，則於方式亦不可不講。冠婚喪祭等事，宜復於古，方為有當耳」（同上）。我回信對於這主張，很不贊成。明年（民國三年）怡蓀寫了一封楷書六千字的長信同我辯論，到了這時候，怡蓀已經看破孔教會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來信有云：「近日之孔教會不脫政黨窠臼，所謂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夢見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會，其猶孔子所謂死不若速朽之為愈也！」（三年四月一日信）怡蓀本來已經搬進孔教會事務所里，替他們籌成立會和辦「大成節」的慶祝會的事，很熱心的。後來因為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來，住辰實館（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這時候仍舊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國，不過他的孔教觀念已經不是陳煥章一流人的孔教觀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長信里，說他提倡孔教有三條旨趣：「（一）洗髮孔子之真精神，為革新之學說，以正人心；（二）保存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必須昌明孔孟學說，以為保障；（三）吾國古代學說如老、荀、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皆可並行不背；頌言孔教，正猶振衣者之必提其領耳。」（三年四月十日信）

　　這時候怡蓀所說「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說的「微言大義」。所以他那信里說：「至於近世，人心陷溺已至於極，泯棼之禍，未知所屆。及今而倡孔教以正人心，使此後若有竊國者興，亦知所戒，則猶可以免於大亂也。」後來袁世凱用了種種卑污手段，想做皇帝。東京的孔教會和籌安會私造了許多假圖章，捏名發電「勸進」。怡蓀的希望從此一齊打破。所以後來來信說：「時局至此，欲涕無從。大力之人，負之狂走，其於正義民意，不稍顧恤。所謂『道德』者，已被輕薄無餘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條所說「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他的意思是專指家族制度。原信說：「挽近世衰道微，泰西個人功利等學說盛行，外力膨脹，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則東亞社會制度中堅之家族制，必為所衝決。此中關係甚巨，國性滅失，終必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頌言孔教，夫豈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怡蓀這種觀念，後來也漸漸改變。最後的兩年，他已從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後來不但不滿意於舊式的家族制，並且對於社會政治的組織也多不滿意。去年來信竟說「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為人類罪惡之源泉，而又無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靜念，神智常為惘惘也」。（七年九月八日信）復古的怡蓀，此時已變成了社會革新家的怡蓀。

　　至於第三條所說「老、荀、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的話，我當時極力同他辯論，後來他稍稍研究諸子學，主張也漸漸改變。我在美國的時候，要用俞樾的《讀公孫龍子》，遂寫信請怡蓀替我尋一部《俞樓雜纂》。他因為買不到單行本子，所以到上野圖書館去替我抄了一部《讀公孫龍子》。我那時正在研究諸子學，作為博士論文。怡蓀屢次來信勸勉我；有一次信上說，「世言東西文明之糅合，將生第三種新文明。足下此舉將為之導線，不特增重祖國，將使世界發現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這種地方不但可以見得怡蓀鼓舞朋友的熱心，並且可以見得他對於儒家與非儒家學說的態度變遷了。

　　以上述怡蓀對於孔教的態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論孔教問題，下半論政治問題。怡蓀的政治思想前後共經過幾種根本的變遷。那封信里所說可以代表他的基本觀念是「政治中心」的觀念。他說：「以余觀於吾國近數十年來之政局，政治之重點，亦常有所寄。蓋自湘鄉柄政以後，移於合肥。合肥將死，……疏薦項城以代。項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勢力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歷世而愈大。……辛亥之際，失其重點，故常震撼不寧，其在民質未良之國，政治中心宜常寄於一部分之人，否則馴至於亂。……再以今日時勢推之，其繼項城而起者，其必為段氏祺瑞乎？」（三年四月十日信）這時代的怡蓀所主張的是一種變相的「獨頭政治」。他說「一國改進之事，不宜以頓，尤須自上發之」。（同上）他那時推測中國的將來，不出三條路子：「若天能挺生俊傑，如華盛頓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國之重，與以悠久歲月，別開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時局而善扶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趨（適按此指政黨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終至以武力解決，……此則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怡蓀一生真能誠心愛國，處處把「救國」作前提，故凡他認為可以救國的方法，都是好的。如袁政府當時的惡辣政策，怡蓀也不根本否認。他說：「吾人之於政府，固常望其發奮有為，自脫於險，苟有利於吾國吾民者，犯眾難以為之，可也；能如諸葛武侯、克林威爾之公忱自矢，其心跡終可大白於天下，而吾人亦將謳歌之不暇，豈忍議其後乎？若計不出此，徒攬天下之威福以為一姓之尊榮，是則非吾人之所敢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載。錄他寄胡紹庭的信）可見怡蓀當時不滿意於袁政府，不過是為他的目的不在救國而在謀一姓的尊榮。至於嚴厲的政策和手段，他並不根本反對。他說，「總之，政治之事無絕對至善之標準，惟視其時之如何耳」（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過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實行，雲南、貴州的革命接着起來，民國五年帝製取消，不久袁世凱也死了。那時怡蓀對於國事稍有樂觀，來信說：「國事頃因陳（其美）斃於前，袁（世凱）殂於後，氣運已轉，國有生望。蓋陳死則南方暴烈惡徒無所依附，而孫中山之名譽可復。袁滅則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十日信）那時怡蓀前兩年所推算的段祺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怡蓀來信說：「聞段之為人，悃愊無華，而節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風。倘國人悔禍，能始終信賴其為人，則戡亂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見那時怡蓀還是主張他的「政治中心」論。

　　怡蓀在明治大學於民國五年夏間畢業。七月中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國。那時段內閣已成立，閣員中很有幾個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裡還是黨爭很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蓀回國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樂觀很受了一番打擊，於是他的政治思想遂從第一時代的「政治中心」論變為第二時代的「領袖人才」論。他說，「國事未得大定，無知小人尚未厭亂，而有心君子真能愛國者，甚鮮其人。如今日現狀雖有良法美制，有用無體，何以自行？欲圖根本救濟，莫如結合國中優秀分子，樹為政治社會之中堅。如人正氣日旺，然後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搜集同志，組一學會，專於社會方面樹立基礎，或建言論，或辦學校，務為國家樹人之計」（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他又說：「今日第一大患在於人才太少。然人才本隨時而生，惜無領袖人物能組織團體，鍛煉濯磨，俾其如量發揮；徒令情勢渙散，雖有賢能亦不能轉移風氣。志行薄弱者，又常為風氣所轉移。……是知吾國所最缺乏者，尚非一般人才，而在領袖人才也審矣。」（六年舊七月十日信）當第三次革命成功時，我在美洲寄信給怡蓀說，「這一次國民進步兩黨的穩健派互相攜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勢看來，新政府裡面大概是進步黨的人居多數。我很盼望國民黨不要上台，專力組織一個開明強健的在野黨，做政府的監督，使今日的『穩健』不致流為明日的腐敗。」我這種推測完全錯了。倒袁以後，國民黨在內閣里竟居大多數，進步黨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台。後來黨見越鬧越激烈，鬧得後來督軍團干預政治，國會解散，黎元洪退職。張勳復辟的戲唱完之後，段祺瑞又上台。這一次民黨勢力完全失敗。怡蓀回想我前一年的話，很希望民黨能組織一個有力的在野黨，監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與高一涵信）。那時怡蓀的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變，從前的「政治中心」論，已漸漸取消，故主張有一種監督政府的在野黨「抵衡其間，以期同入正軌」（六年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

　　但是那時因為國會的問題，南北更決裂，時局更不可收拾。怡蓀所抱的兩種希望，——領袖人才和強硬的在野黨，——都不能實現。民國六年秋天他屢次寫信給朋友，說天下的事「當大處着眼，小處下子」（六年舊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與我信）。那時安徽的政治，腐敗不堪，後來又有什麼「公益維持會」出現，專做把持選舉的事。我們一班朋友不願意讓他們過太容易的日子，總想至少有一種反對的表示，所以勸怡蓀出來競爭本縣的省議會的選舉。怡蓀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強答應了。他答應的信上說，「民國二年選舉的時候，足下寄手書，謂『中國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頗痛。與其畏難退縮，徒於事後嘆息痛恨，何如此時勿計利害，出來奮鬥，反覺得為吾良心所安也」（七年五月三十日信）。這一次的選舉競爭，自然是公益維持會得勝，怡蓀幾乎弄到「拿辦」的罪名，還有他兩個同鄉因為反對公益維持會的手段，被縣知事詳辦在案。但是怡蓀因此也添了許多閱歷。他寫信給我說：「年來大多數的人，無一人不吞聲飲恨，只是有些要顧面子，有些沒有膽子，只得低頭忍耐，不敢鬧翻，卻總希望有人出來反對，……由此看來，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為人類罪惡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說：「最近以來，頭腦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無解決方法，須求社會事業進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軌道。」（同上）

　　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怡蓀的政治思想第三個時代。這時候，他完全承認政治的改良須從「社會事業」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說「一國改良之事，尤須自上發之」的主張，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個月還有一封長信給我，同我論辦雜誌的事。他說：「辦雜誌本要覷定二三十年後的國民要有什麼思想，於是以少數的議論，去轉移那多數國民的思想。關係如何重要！雖是為二三十年後國民思想的前趨，須要放開眼界，偏重急進的一方面。……政治可以暫避不談，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不可不提出討論。」（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這個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社會革命家。可惜他的志願絲毫未能實現，就短命死了！以上述怡蓀政治思想的變遷。

　　怡蓀於民國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許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教授國文。肇南在美國臨歸國的時候，問我知道國內有什麼人才，我對他說：「有兩個許少南。」一個就是肇南自己，一個就是怡蓀（怡蓀本名紹南）。後來兩個許少南竟能在一塊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過南京，同他談了兩天，心裡很滿意。誰知這一次的談話竟成了我們最後的聚會呢？

　　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曾寫一個潦草的字。他寫給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經不是現在的人所能做到。他處處用真誠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來往長久了，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處。己酉、庚戌兩年我在上海做了許多無意識的事，後來一次大醉，幾乎死了。那時幸有怡蓀極力勸我應留美考試，又幫我籌款做路費。我到美國之後，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說：「足下此行，問學之外，必須祓除舊染，砥礪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養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將來涉世，不至為習俗所靡，允為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後，九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封信里沒有規勸我，勉勵我的話。我偶然說了一句可取的話，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詩，他一定寫信來稱讚我，鼓勵我。我這十年的日記札記，他都替我保存起來。我沒有回國的時候，他曉得我預備博士論文，沒有時間做文章，他就把我的《藏暉室札記》節抄一部，送給《新青年》發表。我回國以後看見他的小楷抄本，心裡慚愧這種隨手亂寫的札記如何當得我的朋友費這許多精力來替我抄寫。但他這種鼓勵朋友的熱心，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我回國以後，他時時有信給我，警告我「莫走錯路」，「舉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舊七月初十日信），勸我「打定主意，認定路走，毋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愛謀生（Emerson）說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當作神聖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變成神聖。」怡蓀待朋友，真能這樣做，他現在雖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響，永永留在他的許多朋友的人格里，思想里，精神里，……將來間接又間接，傳到無窮，怡蓀是不會死的！

民國八年六月

（原載1919年8月15日《新中國》第1卷第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