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新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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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白情的《草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1922年3月出版,價八角。)

  在這幾年出版的許多新詩集之中,《草兒》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創作了。白情在他的詩裡曾有兩處宣告他的創作的精神。他說: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頁二五四)

  他又說:

  我要做就是對的;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隨做我底對的;

  隨丟我底對的。(頁二四三)

  我們讀他的詩,也應該用這種眼光。“隨做我底對的”是自由;“隨丟我底對的”是進步。白情這四年的新詩界,創造最多,影響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詩,並不是有意創體。我們在當日是有意謀詩體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別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裡的東西”;他無意于創造而創造了,無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

  白情受舊詩的影響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舊詩如“貳臣猶根蒂,四海未桑麻”(1916年);如“多君相得乘龍婿,愧我詩成嚼蠟嫗”(1917年),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這種舊詩體的束縛的,故他在1919年1月作的《除夕》詩(頁三〇一——四),便有“去,去,出門去!圍爐直幹麼?乘興訪樸園,踏雪沿北河”的一古怪組合。“幹麼”底下緊接兩句極牽強的駢句,便是歧路的情境了。笨的人在這個歧路上仍舊努力去做他的駢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後便是《草兒》(1919年2月1日)的時代了。

  自《草兒》(頁一)到《雪夜過泰安》(頁四八),是1919年的詩。這一組裡固然也有好詩,如《窗外》,《送客黃浦》,《日觀峰》,《疑問》;但我們總覺得這還是一個嘗試的時代。工具還不能運用自如,不免帶點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

  誰遮這落日?

  莫是昆侖山底雲麼?

  破喲!破喲!

  莫斯科的曉破了,

  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喲!

  又如:

  你(黃河)從昆侖山的溝裡來麼?

  昆侖山裡底紅葉

  想已飽帶著一身秋了。

  這都不很自然。至於《桑園道》中的

  山哪,嵐哪,

  雲哪,霞哪,

  半山上的煙哪,

  裝成了美麗簇新的錦繡一片。

  現在竟成了新詩的濫調了!

  自《朝氣》(頁四九)至《別少年中國》(頁二八六),共二百四十頁詩,都是1920年的作品。這一年的成績確是很可驚的。當時我在《學燈》上見著白情的《江南》,就覺得白情的詩大進步了。《江南》的長處在於顏色的表現,在於自由的實寫外界的景色。我們引他的第三段:

  柳樁上拴著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端著一個撮箕,

  蒙著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鵝,

  都張著些紅嘴,

  跟著她,叫著。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這種詩近來也成為風氣了。但這種詩假定兩個條件:第一須有敏捷而真確的觀察力,第二須有聰明的選擇力。沒有觀察力,便要鬧笑話:沒有選擇力,只是堆砌而不美。白情最長於這一類的詩;《草兒》裡此類很多,我們不多舉例了。

  平心而論,這一類的寫景詩,我們雖承認他的價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這一類的詩最容易陷入“記帳式的列舉”。“雲哪,山哪,嵐哪”,固然可厭;“東邊一個什麼,西邊一個什麼,前面一個什麼”,也很可厭。南宋人的寫景絕句,所以不討人厭,全靠他們的選擇力高,能挑出那最精采的印象。畫家的風景畫,所以比風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為畫家曾有過一番精采的剪裁。近日許多寫景詩,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為不懂得文學的經濟,不能去取選擇。

  白情的《草兒》在中國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的紀遊詩。中國舊詩最不適宜做紀遊詩,故紀遊詩好的極少。白情這部詩集裡,紀遊詩占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這是用新詩體來紀遊的第一次大試驗,這個試驗可算是大成功了。我們選他的《日光紀遊》第六首:

  馬返以上沒有電車了,

  我們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

  油紙背在背上;

  顆顆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路赤腳的女子笑著過來了。

  油紙背在背上;

  “下馱”提在左手上;

  洋傘撐在右手上;

  顆顆的雨直淋在繡花的紅裙上。

  他們看了我們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們看了他們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過幸橋,

  過深澤橋,

  我們直溯大穀川底源頭沿上去。

  我們不溜在河裡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這種詩真是好詩。“看來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這是白情評我的詩的話,他說這是美國風。我不敢當這句評語,只好拿來還敬他這首詩,並且要他知道這不是美國風,只是詩人的理想境界。

  占《草兒》八十四頁的《廬山紀遊》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國詩史上一件很偉大的作物了。這三十七首詩須是一氣讀下去,讀完了再分開來看,方才可以看出他們的層次條理。這裡面有行程的紀述,有景色的描寫,有長篇的談話: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廬山紀遊》。自十六至二十三,紀五老峰的探險,寫的最有精采,使我們不曾到過廬山的人心裡怦怦的想去做那種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裡說:

  山阿裡流泉打得欽裡孔隆地響,

  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動,

  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蘭式的茅店,

  風吹得涼悠悠地,

  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動,

  我就去歇憩。

  這就是“我要做就是對的”。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廬山時的精神。我們祝福他們在詩國裡永遠保持這種精神。

  白情的詩,在技術上,確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說:

  總之,新詩裡音節底整理,總以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為標準。(頁三五四)

  這一層,初看來似是很淺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許多詩人“鄙漂亮而不為”!但是我們很誠懇的盼望這些詩人們肯降格來試試這個“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標準。

  十一,八,三十

  (原載1922年9月3日《讀書雜誌》第1期)

  

(二)俞平伯的《冬夜》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1922年3月出版,價六角。)

  平伯這部詩集,分成四輯。他自己說,“第一輯裡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輯裡的,作風似太煩瑣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澀之處;第三輯底前半尚存二輯的作風,後半似乎稍變化一點;四輯……有幾首詩,如《打鐵》,《挽歌》,《一勺水啊》,《最後的洪爐》,有平民的風格”。

  平伯主張“努力創造民眾化的詩”。假如我們拿這個標準來讀他的詩,那就不能不說他大失敗了。因為他的詩是最不能“民眾化”的。我們試看他自己認為有平民風格的幾首詩,差不多沒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鐵》篇中的

  刀口碰在鋤耙上,

  刀口短了鋤耙長。

  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

  山坳裡有墳堆,

  墳堆裡有骨頭。

  駿骨可招千里駒;

  枯骨頭,華表巍巍沒字碑,

  招什麼?招個呸!

  這決不是“民眾化”的詩。《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詩,但也不是“民眾化”的詩:

  好花開在污泥裡,

  我酌了一勺水來洗他。

  半路上我渴極了。

  竟把這一勺水喝了。

  …………

  請原諒罷,寬恕著罷!

  可憐我只有一勺水啊!

  這首詩雖不晦澀,但究竟不是民眾能瞭解的。

  所以我們讀平伯的詩,不能用他自己的標準去批評他。“民眾化”三個字談何容易!十八世紀之末,英國詩人華茨活斯(Wordsworth)主張作民眾化的詩;然而他的詩始終只是“學者詩人”的詩,而不是民眾的詩。同時北方民間出了一個大詩人彭思(Burns),他並不提倡民眾文學,然而他的詩句風行民間,念在口裡,沁在心裡,至今還是不朽的民眾文學。民眾化的文學不是“理智化”的詩人勉強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頁二一七),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無錢莫想他”四句,譯為五十行的新詩: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詞句雖多至數(十)倍,而溫厚蘊藉之處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這不是一個明白的例證嗎?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詩。第四輯裡,如《所見》一首:

  騾子偶然的長嘶,

  鞭兒抽著,沒聲氣了。

  至於嘶叫這件事情,

  鞭絲拂他不去的。(頁二四〇)

  又如《引誘》一首:

  顛簸的車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著,細發拂著,

  於是我底頭頻頻回了!(頁二三〇)

  這種小詩,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愛做小詩,偏要做那很長而又晦澀的詩!

  有許多人嫌平伯的詩太晦澀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頗替平伯辯護,他說,

  平伯底詩果然艱深難解麼?……作者底艱深,或竟由於讀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詩集裡,平伯自己也說“《春底一回頭時》稿成後,給佩弦看,他對於末節以為頗不易瞭解”(《雪朝》頁六十一)。這可見平伯詩的艱深難解,自是事實,並不全由於讀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釋是“表現力薄弱”。這雖是作者的謙辭,然而我們卻也不能不承認這話有一部分的真實。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詩,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學家;本是極平常的道理,他偏要進一層去說,於是越說越糊塗了。平伯說:

  說不盡的,看的好;

  看太仔細了,想可好?

  花正開著,

  不如沒開去想他開的意思。(頁七三)

  這正是我說的“進一層去說”。這並不是缺點;但我們知道詩的一個大原則是要能深入而淺出;感想(impression)不嫌深,而表現(expression)不嫌淺。平伯的毛病在於深入而深出,所以有時變成煩冗,有時變成艱深了。

  我們可舉《遊皋亭山雜詩》的第四第五兩首來做例。第四首題為“初次”:

  孩兒們,娘兒們,

  田莊上的漢兒們,

  紅的,黑的布衫兒,

  藍的,紫的棉綢襖兒,

  瞪著眼,張著嘴,

  嚷著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遠啊,

  不唱戲,不賽會,

  沒甚新鮮玩意兒;

  猜不出城裡客人們底來意。

  他們笑著圍攏來,

  我們也笑著走攏來;

  不相識的人們終於見面了。(頁七七)

  …………

  說到這裡,很夠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還不滿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學調子的話;他想拿抽象的話來說明,來“詠歎”前面的具體景物,卻不知道這早已犯了詩國的第一大禁了(看頁七七)。第五首為《一笑底起源》,這題目便是哲學調子了!這首詩,若剝去了哲學調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我們拿捎來的飯吃著,

  我們拿癡癡的笑覷著。

  吃飯有什麼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們中間的一個——她,

  忍不住了,說了話了。

  “飯少罷!給你們添上一點子?”

  回轉頭來聲音低低的,

  “那裡像我們田莊上呢!……”

  …………(頁七八——七九)

  這種具體的寫法,盡夠了,然而平伯還不滿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麵,加上了九句:

  一笑底起源,

  在我們是說不出,

  在他們是沒有說。

  既笑著,總有可笑的在,

  總有使我們他們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罷了,

  可笑便是可笑罷了,

  怎樣不可思議的一笑啊!

  這不是畫蛇添足嗎?他又在“那裡像我們田莊上呢”的後面,加上了十三句詠歎的哲理詩:

  是簡單嗎?

  是不可思議嗎?

  是不可思議的簡單嗎?

  …………

  他們底雖不全是我們底,

  也不是非我們底,……

  他這樣一解釋,一詠歎,我們反更糊塗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詩,夾在二十二句哲理的詠歎裡,就不容易出頭了!

  所以我說:

  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好詩,只因為他想兼作哲學家,所以越說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詩被他的哲理埋沒了。

  這不是譏評平伯,這是我細心讀平伯的詩得來的教訓。我願國中的詩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個好詩人已是盡夠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隴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學家。

  十一,九,十九

  (原載1922年10月1日《讀書雜誌》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