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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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白情的《草儿》

  (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3月出版,价八角。)

  在这几年出版的许多新诗集之中,《草儿》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了。白情在他的诗里曾有两处宣告他的创作的精神。他说:

  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页二五四)

  他又说:

  我要做就是对的;

  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

  随做我底对的;

  随丢我底对的。(页二四三)

  我们读他的诗,也应该用这种眼光。“随做我底对的”是自由;“随丢我底对的”是进步。白情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旧诗如“贰臣犹根蒂,四海未桑麻”(1916年);如“多君相得乘龙婿,愧我诗成嚼蜡妪”(1917年),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这种旧诗体的束缚的,故他在1919年1月作的《除夕》诗(页三〇一——四),便有“去,去,出门去!围炉直干么?乘兴访朴园,踏雪沿北河”的一古怪组合。“干么”底下紧接两句极牵强的骈句,便是歧路的情境了。笨的人在这个歧路上仍旧努力去做他的骈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后便是《草儿》(1919年2月1日)的时代了。

  自《草儿》(页一)到《雪夜过泰安》(页四八),是1919年的诗。这一组里固然也有好诗,如《窗外》,《送客黄浦》,《日观峰》,《疑问》;但我们总觉得这还是一个尝试的时代。工具还不能运用自如,不免带点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

  谁遮这落日?

  莫是昆仑山底云么?

  破哟!破哟!

  莫斯科的晓破了,

  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哟!

  又如:

  你(黄河)从昆仑山的沟里来么?

  昆仑山里底红叶

  想已饱带着一身秋了。

  这都不很自然。至于《桑园道》中的

  山哪,岚哪,

  云哪,霞哪,

  半山上的烟哪,

  装成了美丽簇新的锦绣一片。

  现在竟成了新诗的滥调了!

  自《朝气》(页四九)至《别少年中国》(页二八六),共二百四十页诗,都是1920年的作品。这一年的成绩确是很可惊的。当时我在《学灯》上见着白情的《江南》,就觉得白情的诗大进步了。《江南》的长处在于颜色的表现,在于自由的实写外界的景色。我们引他的第三段:

  柳桩上拴著两条大水牛。

  茅屋都铺得不现草色了。

  一个很轻巧的老姑娘,

  端著一个撮箕,

  蒙着一张花帕子。

  背后十来只小鹅,

  都张著些红嘴,

  跟着她,叫着。

  颜色还染得鲜艳,

  只是雪不大了。

  这种诗近来也成为风气了。但这种诗假定两个条件:第一须有敏捷而真确的观察力,第二须有聪明的选择力。没有观察力,便要闹笑话:没有选择力,只是堆砌而不美。白情最长于这一类的诗;《草儿》里此类很多,我们不多举例了。

  平心而论,这一类的写景诗,我们虽承认他的价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这一类的诗最容易陷入“记帐式的列举”。“云哪,山哪,岚哪”,固然可厌;“东边一个什么,西边一个什么,前面一个什么”,也很可厌。南宋人的写景绝句,所以不讨人厌,全靠他们的选择力高,能挑出那最精采的印象。画家的风景画,所以比风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为画家曾有过一番精采的剪裁。近日许多写景诗,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为不懂得文学的经济,不能去取选择。

  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中国旧诗最不适宜做纪游诗,故纪游诗好的极少。白情这部诗集里,纪游诗占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这是用新诗体来纪游的第一次大试验,这个试验可算是大成功了。我们选他的《日光纪游》第六首:

  马返以上没有电车了,

  我们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

  油纸背在背上;

  颗颗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路赤脚的女子笑着过来了。

  油纸背在背上;

  “下驮”提在左手上;

  洋伞撑在右手上;

  颗颗的雨直淋在绣花的红裙上。

  他们看了我们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们看了他们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过幸桥,

  过深泽桥,

  我们直溯大谷川底源头沿上去。

  我们不溜在河里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这种诗真是好诗。“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这是白情评我的诗的话,他说这是美国风。我不敢当这句评语,只好拿来还敬他这首诗,并且要他知道这不是美国风,只是诗人的理想境界。

  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这三十七首诗须是一气读下去,读完了再分开来看,方才可以看出他们的层次条理。这里面有行程的纪述,有景色的描写,有长篇的谈话: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庐山纪游》。自十六至二十三,纪五老峰的探险,写的最有精采,使我们不曾到过庐山的人心里怦怦的想去做那种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里说:

  山阿里流泉打得钦里孔隆地响,

  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动,

  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兰式的茅店,

  风吹得凉悠悠地,

  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动,

  我就去歇憩。

  这就是“我要做就是对的”。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庐山时的精神。我们祝福他们在诗国里永远保持这种精神。

  白情的诗,在技术上,确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说:

  总之,新诗里音节底整理,总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为标准。(页三五四)

  这一层,初看来似是很浅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许多诗人“鄙漂亮而不为”!但是我们很诚恳的盼望这些诗人们肯降格来试试这个“读来爽口,听来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十一,八,三十

  (原载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

  

(二)俞平伯的《冬夜》

  (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3月出版,价六角。)

  平伯这部诗集,分成四辑。他自己说,“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辑里的,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第三辑底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四辑……有几首诗,如《打铁》,《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有平民的风格”。

  平伯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假如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读他的诗,那就不能不说他大失败了。因为他的诗是最不能“民众化”的。我们试看他自己认为有平民风格的几首诗,差不多没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铁》篇中的

  刀口碰在锄耙上,

  刀口短了锄耙长。

  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

  山坳里有坟堆,

  坟堆里有骨头。

  骏骨可招千里驹;

  枯骨头,华表巍巍没字碑,

  招什么?招个呸!

  这决不是“民众化”的诗。《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诗,但也不是“民众化”的诗:

  好花开在污泥里,

  我酌了一勺水来洗他。

  半路上我渴极了。

  竟把这一勺水喝了。

  …………

  请原谅罢,宽恕著罢!

  可怜我只有一勺水啊!

  这首诗虽不晦涩,但究竟不是民众能了解的。

  所以我们读平伯的诗,不能用他自己的标准去批评他。“民众化”三个字谈何容易!十八世纪之末,英国诗人华茨活斯(Wordsworth)主张作民众化的诗;然而他的诗始终只是“学者诗人”的诗,而不是民众的诗。同时北方民间出了一个大诗人彭思(Burns),他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至今还是不朽的民众文学。民众化的文学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勉强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页二一七),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无钱莫想他”四句,译为五十行的新诗: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词句虽多至数(十)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明白的例证吗?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诗。第四辑里,如《所见》一首:

  骡子偶然的长嘶,

  鞭儿抽著,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

  鞭丝拂他不去的。(页二四〇)

  又如《引诱》一首:

  颠簸的车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细发拂著,

  于是我底头频频回了!(页二三〇)

  这种小诗,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爱做小诗,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有许多人嫌平伯的诗太晦涩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颇替平伯辩护,他说,

  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诗集里,平伯自己也说“《春底一回头时》稿成后,给佩弦看,他对于末节以为颇不易了解”(《雪朝》页六十一)。这可见平伯诗的艰深难解,自是事实,并不全由于读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释是“表现力薄弱”。这虽是作者的谦辞,然而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真实。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本是极平常的道理,他偏要进一层去说,于是越说越糊涂了。平伯说:

  说不尽的,看的好;

  看太仔细了,想可好?

  花正开着,

  不如没开去想他开的意思。(页七三)

  这正是我说的“进一层去说”。这并不是缺点;但我们知道诗的一个大原则是要能深入而浅出;感想(impression)不嫌深,而表现(expression)不嫌浅。平伯的毛病在于深入而深出,所以有时变成烦冗,有时变成艰深了。

  我们可举《游皋亭山杂诗》的第四第五两首来做例。第四首题为“初次”:

  孩儿们,娘儿们,

  田庄上的汉儿们,

  红的,黑的布衫儿,

  蓝的,紫的棉绸袄儿,

  瞪着眼,张著嘴,

  嚷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远啊,

  不唱戏,不赛会,

  没甚新鲜玩意儿;

  猜不出城里客人们底来意。

  他们笑着围拢来,

  我们也笑着走拢来;

  不相识的人们终于见面了。(页七七)

  …………

  说到这里,很够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学调子的话;他想拿抽象的话来说明,来“咏叹”前面的具体景物,却不知道这早已犯了诗国的第一大禁了(看页七七)。第五首为《一笑底起源》,这题目便是哲学调子了!这首诗,若剥去了哲学调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我们拿捎来的饭吃著,

  我们拿痴痴的笑觑著。

  吃饭有什么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们中间的一个——她,

  忍不住了,说了话了。

  “饭少罢!给你们添上一点子?”

  回转头来声音低低的,

  “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

  …………(页七八——七九)

  这种具体的写法,尽够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九句:

  一笑底起源,

  在我们是说不出,

  在他们是没有说。

  既笑着,总有可笑的在,

  总有使我们他们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罢了,

  可笑便是可笑罢了,

  怎样不可思议的一笑啊!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他又在“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的后面,加上了十三句咏叹的哲理诗:

  是简单吗?

  是不可思议吗?

  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吗?

  …………

  他们底虽不全是我们底,

  也不是非我们底,……

  他这样一解释,一咏叹,我们反更糊涂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诗,夹在二十二句哲理的咏叹里,就不容易出头了!

  所以我说: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这不是讥评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

  十一,九,十九

  (原载1922年10月1日《读书杂志》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