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眾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啟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思慮，苟有可采，冀裨萬一。
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
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眾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麵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
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嘗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跡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以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碩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跡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
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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