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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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要我讲演,我讲的是我关于《楚辞》的意见,后来记在《日记》里,现在整理出来,作为一篇读书记。我很盼望国中研究《楚辞》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见,修正他或反证他,总期使这部久被埋没,久被“酸化”的古文学名著能渐渐的从乌烟瘴气里钻出来,在文学界里重新占一个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谁?[编辑]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

  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子)传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何能知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传》叙事不明。先说,“王怒而疏屈平”。次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王悔,追张仪不及”。又说,“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又说,“顷襄王立,以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又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说“放流”,出使于齐的人,又能谏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说“虽放流”,忽说“迁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称屈平,而后半忽称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我这个见解,虽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只有那笨陋的汉朝学究能干这件笨事!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学,也就归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个假名)几个人身上去。(佛教的无数“佛说”的经也是这样的,不过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与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他们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怀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神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个故事里,楚怀王是正角,屈原大概还是配角,——郑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后,楚怀王的神话渐渐失其作用了,渐渐销灭了;于是那个原来做配角的屈原反变成正角了。后来这一部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刘向《说范》也载此事,而补《史记》的人也七拼八凑的把这个故事塞进《史记》去。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贾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这个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辞》是什么?[编辑]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做的。那二十五篇是:

  《离骚》 1  《九歌》 9

  《天问》 1  《九章》 9

  《远游》 1  《卜居》 1

  《渔父》 1  《招魂》 1

  《大招》 1

  这二十五篇之中,《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卜居》、《渔夫》为有主名的著作,见解与技术都可代表一个《楚辞》进步已高的时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变体。《大招》似是模仿《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决非屈原作的。《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意见,按照时代的先后,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   《九歌》

  (2)稍晚——屈原?    《离骚》

   《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时或稍后    《招魂》

  (4)稍后——楚亡后    《卜居》,《渔父》

  (5)汉人作的       《大招》,《远游》

                《九章》的一部分

                《天问》

  

(三)《楚辞》的注家[编辑]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应该从朱子入手,参看各家的说法,然后比朱子更进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

  

(四)《楚辞》的文学价值[编辑]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如《湘夫人》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五臣)等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他的文学趣味了。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这四句何等美丽!注家却说:

  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说:

  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己,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说:

  既诒湘夫人以袂褋,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洪兴祖)

  这样说来说去,还有文学的趣味吗?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他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原载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