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唯物辩证法 改种水稻夺高产

运用唯物辩证法　改种水稻夺高产
安徽省固镇县瓦坊大队党支部
1970年11月18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我们瓦坊大队位于淮北平原的浍河岸边。这里地势低洼，易涝易旱，历史上是有名的老灾区，长期以来是个吃“回销”、靠贷款，光伸手、没贡献的后进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掌握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伟大真理，狠抓耕作制度的革命，大力改种水稻，今年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水稻面积扩大到一千零二十五亩，占耕地总数的一半以上，水稻平均亩产达到八百斤以上。大家赞颂说：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来武装，瓦坊人换思想地换装。

实践出真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运用毛主席的哲学观点，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改种水稻的客观规律，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淮北不仅能改种水稻，而且能夺取高产。

我们大队共有耕地一千九百三十亩，以前全部种旱粮，粮食亩产一直停滞在一百五十斤上下。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广大社员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大队党支部因势利导，从一九六六年起就发动群众进行了一场耕作制度的革命。

这场革命一开始就遇到因循守旧的形而上学出来干扰。有的说：“生就吃白薯干的命，妄想吃大米怎么行？淮北要能种水稻，除非鸡毛能飞高。”有的说：“过去搞稻改失败了，现在别再冒这个险啦！”

瓦坊到底能不能改种水稻？应当怎样对待“历史的经验”？在全大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教导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大家明确了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大大增强了改种水稻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又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的“蛮干”和“不干”的修正主义黑货，进一步认识到：违反客观规律的“左”倾蛮干和无所作为的右倾不干，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都会给发展社会主义农业造成严重危害；只有按照唯物辩证法好好干，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做战天斗地的闯将，驾驭自然的主人。过去在缺乏必要的水利条件的情况下改种水稻，必然碰钉子。现在修起了电灌站，具备了改种水稻的必要条件，只要勇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就一定能使水稻在这里生根结果。这一年，我们在岗地上试种了三十亩水稻，亩产达到五百斤以上。这样，岗地改种水稻很快就推开了。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为了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一九六九年春，我们大队决定在低洼的湾地和坡度较大的半湾地改种水稻。这时，又有人疑虑重重，说湾地和半湾地是“漏风土”，耗水快，改种水稻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党支部组织社员进一步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总结近年来改种水稻的经验。大家豪迈地说：实践出真知，实践出办法，世上无难事，就怕不实践。这一年，汪庄和瓦前两个生产队分别在湾地和半湾地改种了部分水稻。他们针对湾地耗水快的特点，实行精耕细耙，合理灌水，成片种植，终于制服了“漏风土”。他们针对半湾地上高下低、不易关水的特点，打了几条横埂，平整成梯田，又用草根盘结的礓板土做了“平口缺”，解决了不能保水和冲毁田埂的问题。湾地和半湾地改种水稻获得了成功，而且出现了高产田块，为大面积改种水稻打下了基础。

坚持斗争哲学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大队改种水稻夺高产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反复斗争的过程。大家深深体会到：要树立正确的思想，用来指挥战天斗地，就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坚持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斗争中狠抓世界观的改造，才能比较顺利地解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大队改种水稻面积逐年扩大，“烟稻之争”和茬口之争就不断反复出现。去年春天，有些人想多栽烟，多挣钱，竟擅自把准备栽水稻的田打上烟垄，后来被队里干部制止了。今年在讨论制订超《纲要》规划时，又有人说什么：“我们大队改种水稻面积也不少了，收的粮食够吃就行了，还是多栽烟，收入大，分钱多。”对于这场烟稻之争，有人认为是小事一桩，“鸡脚高来鸭脚低，人的见识那能一般齐？”有的认为对于人们思想中的矛盾，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分清是非。党支部坚持斗争哲学，发动群众运用分析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狠批了刘少奇的“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狠批了“种田为吃饱，干活为挣钱”，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扩大改种水稻的积极性。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我们大队为了对革命多作贡献，决定今年改种水稻一千亩。但在栽到六、七百亩时，有人说：“再栽下去，今后茬口不好安排，还是少栽一点吧！”也有人说：“今年稻改步子迈大了，劳动力太紧张”，主张压缩稻改面积。党支部察觉到，这场茬口之争，是怕苦怕累图舒服还是革命加拚命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全大队范围内又开展了一场“对什么茬口？怎样对茬口？”的大辩论，狠批了懦夫和懒汉的思想，逐步使广大社员树立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精神。大家一致提出：要同世界革命对茬口，为世界革命多打粮。贫下中农说：咱们瓦坊虽小，却紧联世界革命的战场，锹把虽短，却通向反对帝、修、反的前哨。为了彻底消灭帝、修、反，我们一定要多种水稻夺高产，多打粮食作贡献。改种水稻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了，大家的自觉性就大大增强了。

我们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革耕作制度的命，不仅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们思想上公与私的矛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精神变物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改种水稻的过程告诉我们：要把改种水稻的计划落实下去，把产量搞上去，必须不断地从实践到认识，形成正确的思想；必须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广大群众中焕发出来的革命干劲，引导和组织到夺高产的斗争中去。

在怎样对待精神与物质、思想工作与生产斗争的关系上，曾经反复出现过两种思想的分歧：一种是狠抓精神成果，带动物质成果；一种是片面强调物质成果，就生产抓生产。今年春天，我们狠抓根本，形成了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当时有些人把学哲学同其它工作对立起来，说什么：“农业生产要大发展，‘一打三反’要抓紧，再学哲学来不赢。”主张一门心思搞生产。经过一场辩论，这种错误论调暂时缩了回去，但到插秧大忙季节，又冒出头来了。有的说：“春争日，夏争时，插秧不能过夏至，现在应集中力量抓生产了。”也有的说：“咱瓦坊已经出了精神成果，应喘口气，狠抓物质成果了。”主张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一放。

两种思想、两种做法，在两个生产队得出两种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瓦前生产队在大忙季节坚持田头天天读，还利用中午歇晌时间，坚持举办联户学习班，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很出色。这个生产队不仅及时收尽打完几百亩小麦，而且平整了二百亩左右的半湾地，栽下近四百亩水稻。另一个生产队由于少数干部见物不见人，只抓进度，不抓人头，一度问题成堆，生产也掉了队。在事实的教育下，他们认识到：与天斗，与地斗，先要与自己的错误思想斗。他们大办田头学习班，狠抓活思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完成了改种水稻的计划。这些发人深省的事例，给那些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迷迷糊糊的人上了十分深刻的一课。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既出精神成果，又出物质成果，做到精神、物质双丰收。

从斗争实践中，我们大队做到了三个坚持：千条万条，坚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第一条；千紧万紧，联户学习班坚持不停；千变万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变。广大群众有了毛泽东思想，就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就能敢打敢拚，无往不胜。

毛主席的光辉哲学，就是实践的哲学，斗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瓦坊贫下中农掌握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人的精神面貌变了，土地也变了，产量也变了，今年全大队粮食产量大大超过了《纲要》规定的指标，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我们大队年年要国家拿粮、拿款来救济。一九六六年实现了粮食自给，一九六九年第一次超额一万斤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今年预计能超额更多地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我们决心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指引下，更加认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更加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争取尽快把我们瓦坊大队变成大寨式的大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