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答李濂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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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濂镗君的通信登在三卷二号,那期报寄到美国时,我已离开纽约,故不曾见着。今见张先生提起此信,我方才找出李君的原信,细读一遍。李君说Metonymy似典故,Antithesis似对仗,似不甚确。Antithesis固含有对峙之意,然与吾国的“对仗”略有不同。如《尹文子》说,“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人与法相对峙。又如《三国志》上“既生瑜,何生亮”:瑜与亮相对峙。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与成,人与天,皆相对峙。此类之句法,在西文名为Antithesis。此种句法,本是语言的自然表示,中西多有的,并不是平对仄,仄对平的对仗;也不是勉强拉拢的对仗;更不是全篇到底的骈文长律。

  Metonymy有广狭两义,译义均为“代文”。广义之“代文”,包一切用此字代彼字之作用。如说“某人能写一笔好北魏”,其实是说“北魏碑体的字”。又如说,“前日上书左右,不知执事将何以教之?”“左右”与“执事”均是“代文”。又如说,“明日午刻洁樽候驾”。不说备酒肴,却用“洁樽”;不说请你来,却说“候驾”。这都是“代文”的广义。Metonymy的狭义与Synecdoche同意。此亦是“代文”,但限于用一部分代全体或用全体代一部分。例如“过尽千帆皆不是”,千帆代千只船,是一部分代全体。又如“老母春秋已高”,春秋是两季之名,用来代年岁,也是一部分代全体。又如说“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明说“女子”,却只说女子的“红巾翠袖”,这也是用一部分代全体。又如“美人”二字,“人”是类名,却用来单指女子;又如朝日与落日,都是“斜阳”,但我们偏说落日是斜阳:这都是用类名来代个体事物,即是用全体代一部分了。此类用法,都可名为Metonymy或Synecdoche。这是用“套语”,不是用典。

  大多数“套语”之初起时,本是很合美学的原理的。文学的美感有一条极重要的规律曰:说得越具体越好,说得越抽象越不好。更进一层说:凡全称名辞都是抽象的;凡个体事物都是具体的。故说“美人”,是抽象的,不能发生明了浓丽的想像。若说“红巾翠袖”,便是具体的,便可引起一种具体的影像。又如说“少年”,是抽象的;若说“衫青鬓绿”,便是具体的,便可引起浓丽明了的影像了。这是大多数“套语”所以发生的原由。但是“套语”初起时,本全靠他们那种引起具体影像的能力。后来成了烂调的套语,便失了这种能力,与抽象的全称名词没有分别了。况且时代变迁:一时代的套语过了一二百年便不能适用。如宋人可用“江巾翠袖”代表美人,今世的女子若穿戴着红巾翠袖,便成笑柄了!又如古代少年可说“衫青鬓绿”。后来“绿”字所表的颜色渐渐由深绿变成没绿,我们久已不说头发是“绿”的,我们的少年也不穿青衫,都穿起浅色的衫子来了!所以我所说文学改良的八事中有“不用套语”一条,正是为了这个道理。

  西洋的“古典”文学中也有用典的。在英文名为Allusions,分神话典,故事典,时事典各类,但用的很少;即在Milton与Pope之诗中尚不多见。十九世纪以后的诗,典故更是绝无而仅有的了。

  以上答张君与李君所提出之两事。

  李君原信有云:“文学家之用典用对仗,犹药品之用毒物,妇人之用脂粉。庸医用毒,诚能杀人;无盐涂脂,诚能益丑。然毒物用于良医,不立能愈奇疾奏肤功耶?脂粉施于西施,不更可艳如花美如神耶?”我以为良医决不靠毒物医病。药能医病时即非毒物,因此病非此药不能医也。用典则不然。用典的人只是懒于自己措词造语,故用典来含混过去。天下有不可代之毒物,无不可代之典,故不能相比也。至于美人,终以不施脂粉为贵。凡用脂粉者,皆本不美而强欲装美,适成为花脸之“花”,与牛鬼蛇神之“神”耳!

  民国七年十月

  (原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