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科与择业(台中农学院座谈会上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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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民院长:胡先生今天除了公开讲演外,并在国大联谊会,师范学校讲话,已经很累,本来不应该再要求胡先生讲话了。只以胡先生是学术界的权威,很难得这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胡先生指教。

  胡适之先生:我从上月19日回到台北直到今天,差不多天天说话。昨天接到通知,是要我参加谈话会,所以没有准备,我也愿意听听各位先生的话。或者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或要我答复都可以,假使我不能答复的,钱校长、陈厅长、董教授,也可以帮助我答复。

  林一民院长:前次听到教育部程部长说,我们有许多人在美国担任学术工作。详细情形如何?胡先生一定知道,请胡先生告诉我们。

  胡适之先生:在大陆崩溃的时候,所谓左派的学生发起组织科学工作协会。里面分了好几部门,如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并分地域。起初许多人不晓得是有作用的,后来才知道。在大陆放弃以后,当然有许多人动摇。有些学专门科学的人,认为应该回国去工作,并认为学物理化学与工农科的,回到大陆没有问题。后来看到许多学自然科学的人,遭到清算迫害,便打消了回大陆的思想。现在留在外面的科学人才,各自由国家都有,在欧洲、英国、法国较多,整个说起来,美国特别多。他们在外国留下来,有三个原因:

  第一,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留在大陆上的,不但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没有自由,就是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也没有自由。大家看清楚了共产党的面目。这是在外国留下来的最大原因。

  其次,台湾政治、虽然慢慢的上了轨道,并有很大的进步,但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生活很苦,同时入境需要一种手续,还有许多人感觉到做工作需要一种设备。在台湾的高等教育机关,只有一个大学,三个学院,同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很少有比较完备的设备。不积极回台湾,这个原因要占大部分。

  第二,大陆不能去,回台湾有上述几个问题,同时感到留在外国继续研究比较方便。在外国找一个固定的工作也比较容易。

  第三,美国从韩战发生以后,对于学工程学、物理学、化学、应用科学,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尤其是航空工程的人才,禁止回大陆。如西部加里福尼亚州工程大学有一位在航空工程有地位的教授,因家庭关系要回大陆,家眷都上船了,美国政府临时把他的书籍纪录资料统统扣留,人也不准出境。(最初禁止的,只限于与军事有关的人才,最近虽没有见诸明令,事实已扩大到凡是大学毕业,或获得高级学位的人,都不准出境。这种措施,是不愿意让训练好的人才,由香港回到大陆铁幕里去。)

  这是我国科学人才留在外国的三个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认识到铁幕里去,不能够有好的作工的机会。同时这几年来思想有一个变化,认为反共抗俄是正确的。

  今天留在国外的许多人才,如化学、物理学,差不多头等人才都在美国。最多的是航空工程,医学少一点。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也有许多在美国。将来如何把这许多人才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并请他们回国来工作,同时也给他们以合适的设备,合适的生活。这的确是当前的问题,杭先生、陈先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今天我到这里,感到很惭愧。我当初是在美国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学农的,学了三个学期,请求改行,改到文科。从那时起,东摸西摸,到现在四十年了,不知道改的那一科。林院长说我是学术界的权威。其实我没有一项专门学问。哲学弄弄,文学弄弄,最近又回到《水经注》,成了学术界的流民。

  农学院某教授问:

  第一,台湾国民教育发达,升学困难,毕业的学生只能有十分之一升学,至于初中毕业投考高中的,一万五千人当中只有二千五百人获取。于是发生两个问题:一、国民教育发达,如何扩大容纳?二、如何使他们就业?

  第二,高等教育,应该从质方面找途径呢?抑从量方面找途径?

  第三,胡先生研究考证学,是独到的心得,还是有师傅?

  此外,胡先生的《哲学大纲》,中编、下编几时出版?希望先读为快。

  陈雪屏厅长:关于升学比例,不大符合,我作一个说明。台湾教育,最严重的问题,不错,一个是升学,一个是就业。在升学方面,历年来的预算,平均百分之三十,就是国民学校毕业接受中等学校教育的是百分之三十。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每年有增加,譬如去年十二万,今年增到十五万,明年可能增到十八万。而升学的数字,也是按年增加的。今天升学感到困难的,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几个大的都市。其他乡县升学的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台北市则达百分之六十。明年升学的预算,还是百分之三十。

  胡适之先生:我很惭愧,《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编系民国八年二月出版,后两个月我的大儿子才出世,于今我的大儿子已三十三岁了,上编出版了三十三年,中下编尚无下文,许多朋友都问起我。我现拟以“中国中古思想史”及“中国近世思想史”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编下编。“中国中古思想史”差不多可完稿,整理后即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史”,还有几个大的问题未曾获得解决,打算在一两年内完成它;趁头发不太白,体力不太衰时偿还三十三年前——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编时所许下的愿。

  关于考证学的方法,我在台大的三次讲学中曾经提过。所谓考证学也可以说是治文史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秘诀,更不是三更半夜得过师傅的真传,只是在暗中摸索出来的;也就是我讲“治学方法”的结论“勤谨和缓”四字。——养成不拆烂污、不躲懒、不苟且、不武断、虚心、找证据、不急于发表的好习惯。

  目前教育的偏枯,雪屏先生已解答了一部分;这个毛病世界各国都有,经济能力强的如美国,在一二十年前大学不过六百余所,最近增到一千余所,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颁布的“军人权利”中,订定退伍青年免费进大学肆业,故大学和专门学院大有增加,有许多还是利用活动房屋作教室和宿舍。

  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学生不过二百至一千人,现在则有四千多人,在数年间,容纳学生的数额增加了四倍。刚才我所看到的台中师范学生的洋洋大观,也是很难得的,在困难的环境中教育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容易了。

  民国十一年我国改订新学制,我是起草人之一。将小学七年制改为六年,中学四年制改为六年制(三三制),而把大学预科取消,大学本科仍为四年,毕业后再进研究院。当时预定的中等教育分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路(师范教育包括在职业教育内),中等教育的普通教育提倡多设初中,高中每省只限一所,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大变动,和设立职业学校需有设备,需要较多的经费的关系,致未能收到“注重”的效果,且已设立的职业学校,因不能维持而日益减少,几等于零了。兼以当时的社会仍未脱离科举的思想,以进小学、中学、大学,比为中秀才、举人、进士,考普通中学的人多,设普通中学的也多;政府无严格限制的办法,复未予以严格监督,于是凡中学几皆设高中,把中学水准都降低了,这是起草教育新制时所始料不及的。

  台湾国民学校的基础广大,超过大陆,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设备的规模也比大陆高明得多;台大和三个省立学院的教授,尤属人才济济。在我看来,目前的教育与五十年前我们受教育的时代比起来,已经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陈雪屏厅长:投考的人数与录取的名额,相差很远,其最大的原因,是一个学生投考几个学校。假如把整个投考的人数与录取的作一个比例,相差并不太远。譬如今年高中毕业的学生六千四百多人,加上去年没有升学的,以及已经就业,或已就读于别的专科学校如行政专科学校,又以高中文凭来投考的,一共九千多人,不到一万。而录取的两千多人,加上军事学校一千九百人,还有国防医学院招考了一些人,一共约四千人,以过去大陆来比较,台湾学生今天升学的机会好得多了。

  另一方面看看录取学生的成绩。前年工学院录取的学生平均二十六分。这样的成绩来学工科,是不是很好的现象?所以应该提高程度,决定提高到平均四十分。今年台湾大学,就是以这个标准来录取。

  又从今年招生考试的情形来看,有一个很可虑的现象。也是今后高等教育很可虑的一个现象。就是国文、英文、历史程度好的,不是投考文学院的学生,而是投考工学院理学院的学生。文理学院还有几系,只有几十个人投考,程度很差,没有法子录取。又台大农学院投考的学生,如照工学院的标准,只能录取八人,从宽才录取二十六人。台湾需要学农学的人,而且学农的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可是只能勉强录取二十六人,这种现象,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纠正得过来。

  胡适之先生:我在北大二十年,前后参加办理学生入学考试,由出题阅卷至放榜,不下十三四次之多,对学生投考情形,颇为了解。大概考理学院的平均四人取一,考文学院的八人取一,考法学院的十二人取一。顶好的考理工科,因为须数学程度好,次一点的考文学院,这些人多从家庭或教师中得到良好的国英文基础教育,考法学院的人最多,认为考政治经济法律,人人可以尝试。外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程度顶好的学生选工科,现在工科里最时髦的是航空工程,其次是物理,物理中最时髦的是原子能。这种现象,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纠正?我个人觉得只有希望教育的领导人多方面向青年们开导,使他们明了选择专门学科与将来的职业是一件事,选科与将来的职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的需要,一个是我配干什么?这两个标准中,第二个标准比第一个更重要,因为社会的需要是跟着时代变迁的,过去社会的职业普通多说三百六十行,现在的社会职业恐怕三千六百行、三万六千行都不止了,需要航空工程,需要原子能,也需要诗人、戏剧家、哲学家;做马桶、开水沟的卫生工程,也不可少。而个人兴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只有一行,天才高的最多不过二三行,怎能样样都能适合社会的需要呢?如果为了迎合社会需要,放弃个人兴之所近,成功的往往很少,故“社会需要”的标准应在其次,个人兴之所近,力之所能最重要。青年学生在选择学科时,切不要太迁就社会需要。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一个缺点,便是必修科太多,选修科太少。大学里应该提倡选修科,使青年学生们可以自由挑选。

  历史上有很多明显的例子,如西洋新科学的老祖宗伽利略,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因当时数学不得用,不喜欢伽利略学数学,要他学医。可是伽利略对于医学并不感兴趣,许多朋友见他的绘画很好,认为他有美术素养,多劝他学美术。当他正要改系的时候,某日偶在校内专为公爵们补习几何学的补习班里,偷听了一两个钟头的几何学,觉得大有兴趣,于是不学医不学画而专学他父亲不要他学的数学。结果,伽利略成了新天文学新物理学的老祖宗。选修科就有这样的好处!

  选修科等于探险,在座的董作宾先生是世界有名的考古学家,假使你在探险中偶然听了董先生的课,而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你就可能成了董作宾先生的一个好徒弟。

  所以,教育的领导人应该教青年学生明了选择学科要注意两个标准:社会的需要和你能干什么?尤其要减少必修科,使青年学生可以有余力去作各种的试探,这样也许可以挽救偏枯的趋势。

  (本文为1952年12月11日胡适在台中农学院座谈会上的答问,收入《胡适言论集》乙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