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科與擇業（台中農學院座談會上答問）
林一民院長：胡先生今天除了公開講演外，並在國大聯誼會，師範學校講話，已經很累，本來不應該再要求胡先生講話了。只以胡先生是學術界的權威，很難得這個機會，所以還是請胡先生指教。
胡適之先生：我從上月19日回到台北直到今天，差不多天天說話。昨天接到通知，是要我參加談話會，所以沒有準備，我也願意聽聽各位先生的話。或者提出什麼問題來討論，或要我答覆都可以，假使我不能答覆的，錢校長、陳廳長、董教授，也可以幫助我答覆。
林一民院長：前次聽到教育部程部長說，我們有許多人在美國擔任學術工作。詳細情形如何？胡先生一定知道，請胡先生告訴我們。
胡適之先生：在大陸崩潰的時候，所謂左派的學生發起組織科學工作協會。裡面分了好幾部門，如社會科學工作者，自然科學工作者，並分地域。起初許多人不曉得是有作用的，後來才知道。在大陸放棄以後，當然有許多人動搖。有些學專門科學的人，認為應該回國去工作，並認為學物理化學與工農科的，回到大陸沒有問題。後來看到許多學自然科學的人，遭到清算迫害，便打消了回大陸的思想。現在留在外面的科學人才，各自由國家都有，在歐洲、英國、法國較多，整個說起來，美國特別多。他們在外國留下來，有三個原因：
第一，共產黨統治大陸以後，留在大陸上的，不但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沒有自由，就是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的，也沒有自由。大家看清楚了共產黨的面目。這是在外國留下來的最大原因。
其次，台灣政治、雖然慢慢的上了軌道，並有很大的進步，但大家都知道台灣的生活很苦，同時入境需要一種手續，還有許多人感覺到做工作需要一種設備。在台灣的高等教育機關，只有一個大學，三個學院，同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很少有比較完備的設備。不積極回台灣，這個原因要占大部分。
第二，大陸不能去，回台灣有上述幾個問題，同時感到留在外國繼續研究比較方便。在外國找一個固定的工作也比較容易。
第三，美國從韓戰發生以後，對於學工程學、物理學、化學、應用科學，以及與國防有關的，尤其是航空工程的人才，禁止回大陸。如西部加里福尼亞州工程大學有一位在航空工程有地位的教授，因家庭關係要回大陸，家眷都上船了，美國政府臨時把他的書籍紀錄資料統統扣留，人也不准出境。（最初禁止的，只限於與軍事有關的人才，最近雖沒有見諸明令，事實已擴大到凡是大學畢業，或獲得高級學位的人，都不准出境。這種措施，是不願意讓訓練好的人才，由香港回到大陸鐵幕里去。）
這是我國科學人才留在外國的三個原因，最重要的還是大家認識到鐵幕里去，不能夠有好的作工的機會。同時這幾年來思想有一個變化，認為反共抗俄是正確的。
今天留在國外的許多人才，如化學、物理學，差不多頭等人才都在美國。最多的是航空工程，醫學少一點。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也有許多在美國。將來如何把這許多人才組織起來，聯合起來，並請他們回國來工作，同時也給他們以合適的設備，合適的生活。這的確是當前的問題，杭先生、陳先生都在考慮這個問題。
今天我到這裡，感到很慚愧。我當初是在美國紐約州康乃爾大學學農的，學了三個學期，請求改行，改到文科。從那時起，東摸西摸，到現在四十年了，不知道改的那一科。林院長說我是學術界的權威。其實我沒有一項專門學問。哲學弄弄，文學弄弄，最近又回到《水經注》，成了學術界的流民。
農學院某教授問：
第一，台灣國民教育發達，升學困難，畢業的學生只能有十分之一升學，至於初中畢業投考高中的，一萬五千人當中只有二千五百人獲取。於是發生兩個問題：一、國民教育發達，如何擴大容納？二、如何使他們就業？
第二，高等教育，應該從質方面找途徑呢？抑從量方面找途徑？
第三，胡先生研究考證學，是獨到的心得，還是有師傅？
此外，胡先生的《哲學大綱》，中編、下編幾時出版？希望先讀為快。
陳雪屏廳長：關於升學比例，不大符合，我作一個說明。台灣教育，最嚴重的問題，不錯，一個是升學，一個是就業。在升學方面，歷年來的預算，平均百分之三十，就是國民學校畢業接受中等學校教育的是百分之三十。國民學校畢業的學生，每年有增加，譬如去年十二萬，今年增到十五萬，明年可能增到十八萬。而升學的數字，也是按年增加的。今天升學感到困難的，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幾個大的都市。其他鄉縣升學的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台北市則達百分之六十。明年升學的預算，還是百分之三十。
胡適之先生：我很慚愧，《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編系民國八年二月出版，後兩個月我的大兒子才出世，於今我的大兒子已三十三歲了，上編出版了三十三年，中下編尚無下文，許多朋友都問起我。我現擬以「中國中古思想史」及「中國近世思想史」作為《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中編下編。「中國中古思想史」差不多可完稿，整理後即出版，「中國近世思想史」，還有幾個大的問題未曾獲得解決，打算在一兩年內完成它；趁頭髮不太白，體力不太衰時償還三十三年前——寫《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編時所許下的願。
關於考證學的方法，我在台大的三次講學中曾經提過。所謂考證學也可以說是治文史的方法，並沒有什麼秘訣，更不是三更半夜得過師傅的真傳，只是在暗中摸索出來的；也就是我講「治學方法」的結論「勤謹和緩」四字。——養成不拆爛污、不躲懶、不苟且、不武斷、虛心、找證據、不急於發表的好習慣。
目前教育的偏枯，雪屏先生已解答了一部分；這個毛病世界各國都有，經濟能力強的如美國，在一二十年前大學不過六百餘所，最近增到一千餘所，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政府頒布的「軍人權利」中，訂定退伍青年免費進大學肆業，故大學和專門學院大有增加，有許多還是利用活動房屋作教室和宿舍。
台灣大學在日據時代，學生不過二百至一千人，現在則有四千多人，在數年間，容納學生的數額增加了四倍。剛才我所看到的台中師範學生的洋洋大觀，也是很難得的，在困難的環境中教育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已經是不容易了。
民國十一年我國改訂新學制，我是起草人之一。將小學七年制改為六年，中學四年制改為六年制（三三制），而把大學預科取消，大學本科仍為四年，畢業後再進研究院。當時預定的中等教育分為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兩條路（師範教育包括在職業教育內），中等教育的普通教育提倡多設初中，高中每省只限一所，後來因為政治上的大變動，和設立職業學校需有設備，需要較多的經費的關係，致未能收到「注重」的效果，且已設立的職業學校，因不能維持而日益減少，幾等於零了。兼以當時的社會仍未脫離科舉的思想，以進小學、中學、大學，比為中秀才、舉人、進士，考普通中學的人多，設普通中學的也多；政府無嚴格限制的辦法，復未予以嚴格監督，於是凡中學幾皆設高中，把中學水準都降低了，這是起草教育新制時所始料不及的。
台灣國民學校的基礎廣大，超過大陸，職業學校和普通中學設備的規模也比大陸高明得多；台大和三個省立學院的教授，尤屬人才濟濟。在我看來，目前的教育與五十年前我們受教育的時代比起來，已經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陳雪屏廳長：投考的人數與錄取的名額，相差很遠，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個學生投考幾個學校。假如把整個投考的人數與錄取的作一個比例，相差並不太遠。譬如今年高中畢業的學生六千四百多人，加上去年沒有升學的，以及已經就業，或已就讀於別的專科學校如行政專科學校，又以高中文憑來投考的，一共九千多人，不到一萬。而錄取的兩千多人，加上軍事學校一千九百人，還有國防醫學院招考了一些人，一共約四千人，以過去大陸來比較，台灣學生今天升學的機會好得多了。
另一方面看看錄取學生的成績。前年工學院錄取的學生平均二十六分。這樣的成績來學工科，是不是很好的現象？所以應該提高程度，決定提高到平均四十分。今年台灣大學，就是以這個標準來錄取。
又從今年招生考試的情形來看，有一個很可慮的現象。也是今後高等教育很可慮的一個現象。就是國文、英文、歷史程度好的，不是投考文學院的學生，而是投考工學院理學院的學生。文理學院還有幾系，只有幾十個人投考，程度很差，沒有法子錄取。又台大農學院投考的學生，如照工學院的標準，只能錄取八人，從寬才錄取二十六人。台灣需要學農學的人，而且學農的人出國的機會很多，可是只能勉強錄取二十六人，這種現象，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才能糾正得過來。
胡適之先生：我在北大二十年，前後參加辦理學生入學考試，由出題閱卷至放榜，不下十三四次之多，對學生投考情形，頗為了解。大概考理學院的平均四人取一，考文學院的八人取一，考法學院的十二人取一。頂好的考理工科，因為須數學程度好，次一點的考文學院，這些人多從家庭或教師中得到良好的國英文基礎教育，考法學院的人最多，認為考政治經濟法律，人人可以嘗試。外國的情形也是如此，程度頂好的學生選工科，現在工科里最時髦的是航空工程，其次是物理，物理中最時髦的是原子能。這種現象，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糾正？我個人覺得只有希望教育的領導人多方面向青年們開導，使他們明了選擇專門學科與將來的職業是一件事，選科與將來的職業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社會的需要，一個是我配幹什麼？這兩個標準中，第二個標準比第一個更重要，因為社會的需要是跟着時代變遷的，過去社會的職業普通多說三百六十行，現在的社會職業恐怕三千六百行、三萬六千行都不止了，需要航空工程，需要原子能，也需要詩人、戲劇家、哲學家；做馬桶、開水溝的衛生工程，也不可少。而個人興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只有一行，天才高的最多不過二三行，怎能樣樣都能適合社會的需要呢？如果為了迎合社會需要，放棄個人興之所近，成功的往往很少，故「社會需要」的標準應在其次，個人興之所近，力之所能最重要。青年學生在選擇學科時，切不要太遷就社會需要。
近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一個缺點，便是必修科太多，選修科太少。大學裡應該提倡選修科，使青年學生們可以自由挑選。
歷史上有很多明顯的例子，如西洋新科學的老祖宗伽利略，他的父親是個數學家，因當時數學不得用，不喜歡伽利略學數學，要他學醫。可是伽利略對於醫學並不感興趣，許多朋友見他的繪畫很好，認為他有美術素養，多勸他學美術。當他正要改系的時候，某日偶在校內專為公爵們補習幾何學的補習班裡，偷聽了一兩個鐘頭的幾何學，覺得大有興趣，於是不學醫不學畫而專學他父親不要他學的數學。結果，伽利略成了新天文學新物理學的老祖宗。選修科就有這樣的好處！
選修科等於探險，在座的董作賓先生是世界有名的考古學家，假使你在探險中偶然聽了董先生的課，而對考古學發生了興趣，你就可能成了董作賓先生的一個好徒弟。
所以，教育的領導人應該教青年學生明了選擇學科要注意兩個標準：社會的需要和你能幹什麼？尤其要減少必修科，使青年學生可以有餘力去作各種的試探，這樣也許可以挽救偏枯的趨勢。
（本文為1952年12月11日胡適在台中農學院座談會上的答問，收入《胡適言論集》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