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情已亟宜定宸謀疏
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佩綸跪奏，為邊情已亟，宜定宸謀，恭摺仰祈聖鑒事。
臣惟法越之釁，論地勢則偪於俄之爭伊犁；論敵情則橫於日之襲琉球；論海氛則等於西洋之駐澳門，英人之索香港；論邊患則同於洪逆之起粵西，回匪之擾雲南；此誠朝廷所宜長慮卻顧熟思審處者也。顧河內之破，已逾一年，南定之擾，又且三月，問使臣則臨事言病，問疆臣則臨敵言和，問任人則樞臣曰才難，問籌餉則計臣曰財匱；中外擾擾，迄無成謀。甕漏釜燋，熟視不救。微臣竊以為虞。方今法軍新挫，法使復來，進退不能，殆將變計。我若善為箝制，法中悔而改盟，未可知也。朝廷於此，何以應之？夫制敵之方，馭軍之略，未有謀不定於內，而能成功於外者。願聖明垂意焉。
一、彼己宜並權也。論中國情勢，新疆甫平，西餉告匱，海防初設，洋餉又告匱，重以大災洊於西北，伏莽蘊於東南，略內政而務外攘，似非本計。且勳臣如左宗棠、李鴻章等，年皆垂老，所部精銳，亦漸銷亡，必有以船砲不及泰西，越南究非近服，為息兵保境之請者，然法自為德所熸，其力困於國債，貧乏殊不自支，君為虛器，政出多門，良將無人，邪士坐議。其圖越也，主謀者特西貢之將臣，供餉者特巴黎之商戶，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見小欲速，初無堅心。德之畢士麻睨其後，越之劉永福當其前，我滇、粵三省水陸各軍首尾銜應，法大舉則餉竭，孤立則援窮，勢殆難久也。要之中國誠貧，法亦不富，中國誠弱，法亦不強，而地則主客異勢，遠近殊形，此而怯懦自居，游移不斷，使屬藩翦滅，列國生心，實為鑄一大錯耳。
一、和戰當熟計。臣非諱言和也，和而存越固和，和而不通滇商亦和，即亡越通滇，而能使法人得越之後，不與越西爭界，通商之後，不在滇南駐兵，則亦和。臣不知主和者能之乎？且疆臣亦但知和之易，不知和之難也。和則必償法之兵費，中國償之，恥也。使越南償之，越南不聽命；將若何？則必代逐劉永福；劉永福又不聽命；將若何？臣竊謂我欲和則法必戰，我能戰則法自和耳。法人雖有增船增兵之說，而鐵船不能入港，陸兵多不過三千，或居舟，或登岸，或守城，或出隊；其勢已分，越勝而法退，則懼我之縱軍合擊也。法勝則深入越境，則慮我之斷其歸路也。我屯軍以養重，彼千里而餽糧，遣使求成，將在法國。奈何敝敝焉望脫利古顏色，而卑辭下氣以求之乎？伏願朝廷以款使交鄰，責成總署；以防邊存小，責成疆臣。和戰兩端，各有專屬，庶疆臣不得以言和塞責，而諸軍不致以言和弛防。
一、賞罰宜參用也。軍無賞罰，則將不能用其卒，國無賞罰，則君不能馭其臣。自庚申以後，朝廷慎重洋務，如總署章京之保舉，出洋使臣之官階，海防將弁之餉項，賞皆從重，而事機貽誤，罰則從輕，宜諸臣之樂於言和而憚於言兵也。今日之事，欲勵戎行，作士氣，宜自明賞罰始。曾國荃坐鎮廣東，一無布置，雖有前功，應請明詔開其署缺，並停伯俸。提督吳全美撤兵回境，畏縮不前，應請旨將該提督革職，遣戍軍臺。其它大臣疆吏徘徊觀望者，重則革留以責後效，輕則申飭以示薄懲，然後特詔中外，凡在事諸臣，奮勉圖功，則加以不貲之賞，玩泄從事，則予以不測之威，庶三省之疆臣，前敵之將士，無不感激用命矣。
一、水陸宜合防也。自廣東以無船為解，而南北洋各守其封，兵船不願通假，於是言兵者略不及瓊廉。臣愚以為滇粵兩軍，終當以水師輔之也。夫中國水師，出海搏戰，誠不如法之精捷，而扼守珠崖，以鎮粵海，潛度順化，以護越都；或搗錫根之虛，或斷巴辣之尾；但粵督有人，皆可隨時制變。若無水師，則廣東西路，門戶洞開，設有萬分之一，法直以兵艘守之，又將奈何，於戰為略，亦於守為疏，非十全之算也。見在滇、粵已議增兵，應將北洋之衝船，酌撥一艘，閩洋之兵船，酌撥三四艘，選良將統之，游駛瓊廉以伺利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一、兵食宜交足也。法越之事，非如臺灣之可以忽起忽止也，亦非如朝鮮之可以苟安無事也。將常為西南邊患矣，故籌邊當以經久為要策。如臣之計，就地募兵，無取遠調也。就兵籌餉，無許過糜也。使兵可久戍，餉可久支，始足集事耳。顧籌餉更有難於籌兵者，滇富在銅，而利源未開，粵富在商，而弊端難絕，屯見在之兵，以待無著之餉，宜疆臣藉口於絀餉，而計臣蹙額於用兵也。夫竭內帑以供邊餉，誠為弊政，然借洋債以償兵費，不益之辱乎？今宜以滇餉委之四川，以粵餉委之粵海，部臣前議撥川鹽局二十萬與滇，近又撥餉八萬與粵，使不蒐軍實，則已多矣，實修邊防，臣恐不足，應請敕丁寶楨議月協唐炯一軍若干萬，敕粵海關監督借撥粵西軍餉三十萬，並命三省疆臣於滇銅粵鹽，潯梧釐稅，興利剔弊，以裕餉源，庶臨敵不憂乏食，而事後不議裁兵矣。
一、大小宜協謀也。中國斷不言戰，法亦斷不輕與中國戰。彼此相持，以觀法越之成敗，久之則越終為法困耳。何以知其然也？劉永福之軍，不患無人而患無餉，法在河內，則保勝一帶，商旅不前，榷稅必減，一可慮也。又不患無餉，而患無火器。各國槍砲，遠莫能致，二可慮也。夫永福一戰殺安業，再戰殺李維業等，不獨為越屏藩，亦足為我羽翼。唐炯前議謂器械暗資永福，足以制法，其言已有明徵，應請密敕滇、粵兩省疆吏，妥為料理。至法人所忌者，終在德之君相，畢士麻饒有雄略，豈嘗須臾忘法哉。法得越南，如英有印度，非中國之利，亦非德國之利也。中國若真與德約從連盟，則德迫於歐洲公法，必不許我，但中國隱固其交，自今增戰船，購槍砲，皆於德國徵取，藉商務以篤鄰誼，事遠交以便近攻，畢士麻為德深謀，必且傾心相助。但使法人狼顧，越事自可轉圜，吏部主事唐景崧遠適異域，倍極艱勞，駐德使臣李鳳苞，熟悉洋情，頗知窾要，若一則假以升階，俾充越使，一則申以密敕，俾結德歡，於軍事必有裨益。夫伐謀用間，軍志所言，於越有晉戎掎角之形，於德有楚漢重輕之勢，爭雄鬥智，豈尚迂談；固非臣喜為縱橫家言也。語曰猛虎之猶豫，不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誠以疑者事之害，知者決之斷也。歷觀古今戰事，利害無定形，成敗亦無常勢，大要皆成於果毅，敗於依違，鉅鹿之役，宋義救趙，欲乘秦敝，項羽反之，一戰而霸；烏林之役，張昭勸孫權迎降，周瑜持之，一戰而強。伐吳之役，賈充不同，而謀決於張華；蘇峻之難，陶侃不同，而謀成於溫嶠。使當其兩相持議，群疑互起，未有不以宋義、張昭、賈充、陶侃為老成慎重之見者，而卒之料敵之明、決幾之果，乃不如少年大言，書生坐論，一三思反惑，一有志竟成也。彼越南孱王，永福故盜，其謀一定，猶能憑險負嵎，出奇制勝，遂已殲法之將，破法之軍，越即終亡，此亦宋之黃天蕩，金之大昌原也。況以堂堂中國，勳舊具存，文武備列，而無一人焉敢於持國體而張國威，至於倔強新造之邦，藍縷數奔之國，猶復望而生畏，莫敢枝梧，不為歐洲所輕，亦為越南所笑。臣在言路，心竊恥之，心竊憂之，仰懇早定宸謀，以折敵焰，天下幸甚。冒瀆再三，不勝惴惴，伏祈聖鑑。
再，自各國互市，沿海增防，士大夫以洋務為仕宦捷徑，爭為誕妄之辭，慚成衺僻之學，陰蓄一畏事怯敵之念，而託於顧全大局，亦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丁日昌、郭嵩燾傅以古義，詭幻謬悠，至今彌甚。法越之事，臣以風聞之塗說，測電報之餘音，頗有似是而非足以熒惑眾論者，不辭而闢之，是墮敵人術中也。論者或謂法將運餉五百萬法郎，調兵一萬二千，以兩鐵船載之來越，群情甚為皇皇。查法之法郎，更少於俄之盧布，洋錢一元，在中國為銀七錢，在法為五法郎，五百萬法郎則洋錢一百萬元，法國征兵一名，月餉十二元，散兵遠出，食征兵之餉，兵一萬二千名，月餉當費洋錢十四萬四千元，益以將官之俸錢，兵船之煤米，臨敵之槍砲子藥，不三月而餉且竭。一船受兵，不過五百人，船少兵多，其為浮言明甚。或又謂劉永福今雖勝法，終不足恃。若許以雲南通商，仍守寶海原約，似於越南有益，而於中國無損者，不知越事之誤，正誤於入寶海之甘言，疏沿邊之虞備，幸而約中變耳。否則歃血而越已沼矣。夫寶海之言曰，我保北圻，法保南圻似也。其曰以紅江為界，則謬說也。法已全有南圻，北圻十七省，十一省在紅江之南，六省在紅江之北，畫江為界，則越之名都大邑，皆歸於法。我僅得北圻三分之一耳。至於今日，法誠憤越南耶，不去劉永福，兵不止也。法不足制永福耶，則我奚為棄越南，而又益之以滇礦也。或又謂獨力不能存越，若令各國與越通商。分法之利，樹越之援，此我存朝鮮之勝算也。臣以為朝鮮之存不存，且未可知，而施之越南，則益迂且謬矣。夫俄、英各國，與法親乎？與我親乎？越南屬法，無害於各國之通商也，而顧受我之愚以仇法耶？或又謂今浙江金滿未禽，湖廣教匪滋事，專務遠略，恐伏近憂。其言亦似老成，然魏武不以劉表在近而罷攻袁紹，桓溫不以石虎在近，而罷攻李勢，朝廷誠能任良將以弭邊患，則亦能得循吏以清盜源；如政務因循，治存緣飾，則邊師撤戍，伏莽生心，禍變殆將踵起。又豈可以內輯山越為名，而作外罷珠崖之請乎？或又謂事回疆、事臺灣、事朝鮮、又事越南，如餉絀何，然法得越南，則廣東防海、廣西防邊，雲南防江又防陸，餉且十倍於今日，籌國者安可靳小費而無遠謀哉？或又謂乾隆盛時，且不能取黎京，況於今日，安事邊功。不知昔之安南，亭觀也，可有可無；今之越南，牆垣也，一屬之人，且侵予室矣。彼孫士毅惟不知兵，故貽後患。李鴻章戰功夙著，壯志猶存，若縱敵以為君父之憂，諒非重臣所忍出也。至或謂怨全中國助越，且將以銳師直薄天津；夫法則安敢以師船薄天津。船至天津，其必經香港，越上海，屯軍糧火藥於登萊之間，犯數險而來，留西貢之瑕以資我，法誠然，國之福也。且夫天津縈帶三口，橫亙重涉，李鴻章坐鎮十四年，費餉數百萬，而謂法人深入長驅，一無畏忌，其無乃輕中國而藐李鴻章也太甚。故臣決為敵之詐言，不足為信，臣既陳愚慮，恐啟疑端，剖晰附陳，庶堅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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