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情已亟宜定宸谋疏
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张佩纶跪奏，为边情已亟，宜定宸谋，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惟法越之衅，论地势则偪于俄之争伊犁；论敌情则横于日之袭琉球；论海氛则等于西洋之驻澳门，英人之索香港；论边患则同于洪逆之起粤西，回匪之扰云南；此诚朝廷所宜长虑却顾熟思审处者也。顾河内之破，已逾一年，南定之扰，又且三月，问使臣则临事言病，问疆臣则临敌言和，问任人则枢臣曰才难，问筹饷则计臣曰财匮；中外扰扰，迄无成谋。瓮漏釜燋，熟视不救。微臣窃以为虞。方今法军新挫，法使复来，进退不能，殆将变计。我若善为箝制，法中悔而改盟，未可知也。朝廷于此，何以应之？夫制敌之方，驭军之略，未有谋不定于内，而能成功于外者。愿圣明垂意焉。
一、彼己宜并权也。论中国情势，新疆甫平，西饷告匮，海防初设，洋饷又告匮，重以大灾洊于西北，伏莽蕴于东南，略内政而务外攘，似非本计。且勋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年皆垂老，所部精锐，亦渐销亡，必有以船炮不及泰西，越南究非近服，为息兵保境之请者，然法自为德所熸，其力困于国债，贫乏殊不自支，君为虚器，政出多门，良将无人，邪士坐议。其图越也，主谋者特西贡之将臣，供饷者特巴黎之商户，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见小欲速，初无坚心。德之毕士麻睨其后，越之刘永福当其前，我滇、粤三省水陆各军首尾衔应，法大举则饷竭，孤立则援穷，势殆难久也。要之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而地则主客异势，远近殊形，此而怯懦自居，游移不断，使属藩翦灭，列国生心，实为铸一大错耳。
一、和战当熟计。臣非讳言和也，和而存越固和，和而不通滇商亦和，即亡越通滇，而能使法人得越之后，不与越西争界，通商之后，不在滇南驻兵，则亦和。臣不知主和者能之乎？且疆臣亦但知和之易，不知和之难也。和则必偿法之兵费，中国偿之，耻也。使越南偿之，越南不听命；将若何？则必代逐刘永福；刘永福又不听命；将若何？臣窃谓我欲和则法必战，我能战则法自和耳。法人虽有增船增兵之说，而铁船不能入港，陆兵多不过三千，或居舟，或登岸，或守城，或出队；其势已分，越胜而法退，则惧我之纵军合击也。法胜则深入越境，则虑我之断其归路也。我屯军以养重，彼千里而馈粮，遣使求成，将在法国。奈何敝敝焉望脱利古颜色，而卑辞下气以求之乎？伏愿朝廷以款使交邻，责成总署；以防边存小，责成疆臣。和战两端，各有专属，庶疆臣不得以言和塞责，而诸军不致以言和弛防。
一、赏罚宜参用也。军无赏罚，则将不能用其卒，国无赏罚，则君不能驭其臣。自庚申以后，朝廷慎重洋务，如总署章京之保举，出洋使臣之官阶，海防将弁之饷项，赏皆从重，而事机贻误，罚则从轻，宜诸臣之乐于言和而惮于言兵也。今日之事，欲励戎行，作士气，宜自明赏罚始。曾国荃坐镇广东，一无布置，虽有前功，应请明诏开其署缺，并停伯俸。提督吴全美撤兵回境，畏缩不前，应请旨将该提督革职，遣戍军台。其它大臣疆吏徘徊观望者，重则革留以责后效，轻则申饬以示薄惩，然后特诏中外，凡在事诸臣，奋勉图功，则加以不赀之赏，玩泄从事，则予以不测之威，庶三省之疆臣，前敌之将士，无不感激用命矣。
一、水陆宜合防也。自广东以无船为解，而南北洋各守其封，兵船不愿通假，于是言兵者略不及琼廉。臣愚以为滇粤两军，终当以水师辅之也。夫中国水师，出海搏战，诚不如法之精捷，而扼守珠崖，以镇粤海，潜度顺化，以护越都；或捣锡根之虚，或断巴辣之尾；但粤督有人，皆可随时制变。若无水师，则广东西路，门户洞开，设有万分之一，法直以兵艘守之，又将奈何，于战为略，亦于守为疏，非十全之算也。见在滇、粤已议增兵，应将北洋之冲船，酌拨一艘，闽洋之兵船，酌拨三四艘，选良将统之，游驶琼廉以伺利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一、兵食宜交足也。法越之事，非如台湾之可以忽起忽止也，亦非如朝鲜之可以苟安无事也。将常为西南边患矣，故筹边当以经久为要策。如臣之计，就地募兵，无取远调也。就兵筹饷，无许过糜也。使兵可久戍，饷可久支，始足集事耳。顾筹饷更有难于筹兵者，滇富在铜，而利源未开，粤富在商，而弊端难绝，屯见在之兵，以待无著之饷，宜疆臣借口于绌饷，而计臣蹙额于用兵也。夫竭内帑以供边饷，诚为弊政，然借洋债以偿兵费，不益之辱乎？今宜以滇饷委之四川，以粤饷委之粤海，部臣前议拨川盐局二十万与滇，近又拨饷八万与粤，使不蒐军实，则已多矣，实修边防，臣恐不足，应请敕丁宝桢议月协唐炯一军若干万，敕粤海关监督借拨粤西军饷三十万，并命三省疆臣于滇铜粤盐，浔梧釐税，兴利剔弊，以裕饷源，庶临敌不忧乏食，而事后不议裁兵矣。
一、大小宜协谋也。中国断不言战，法亦断不轻与中国战。彼此相持，以观法越之成败，久之则越终为法困耳。何以知其然也？刘永福之军，不患无人而患无饷，法在河内，则保胜一带，商旅不前，榷税必减，一可虑也。又不患无饷，而患无火器。各国枪炮，远莫能致，二可虑也。夫永福一战杀安业，再战杀李维业等，不独为越屏藩，亦足为我羽翼。唐炯前议谓器械暗资永福，足以制法，其言已有明征，应请密敕滇、粤两省疆吏，妥为料理。至法人所忌者，终在德之君相，毕士麻饶有雄略，岂尝须臾忘法哉。法得越南，如英有印度，非中国之利，亦非德国之利也。中国若真与德约从连盟，则德迫于欧洲公法，必不许我，但中国隐固其交，自今增战船，购枪炮，皆于德国征取，藉商务以笃邻谊，事远交以便近攻，毕士麻为德深谋，必且倾心相助。但使法人狼顾，越事自可转圜，吏部主事唐景崧远适异域，倍极艰劳，驻德使臣李凤苞，熟悉洋情，颇知窾要，若一则假以升阶，俾充越使，一则申以密敕，俾结德欢，于军事必有裨益。夫伐谋用间，军志所言，于越有晋戎掎角之形，于德有楚汉重轻之势，争雄斗智，岂尚迂谈；固非臣喜为纵横家言也。语曰猛虎之犹豫，不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诚以疑者事之害，知者决之断也。历观古今战事，利害无定形，成败亦无常势，大要皆成于果毅，败于依违，钜鹿之役，宋义救赵，欲乘秦敝，项羽反之，一战而霸；乌林之役，张昭劝孙权迎降，周瑜持之，一战而强。伐吴之役，贾充不同，而谋决于张华；苏峻之难，陶侃不同，而谋成于温峤。使当其两相持议，群疑互起，未有不以宋义、张昭、贾充、陶侃为老成慎重之见者，而卒之料敌之明、决几之果，乃不如少年大言，书生坐论，一三思反惑，一有志竟成也。彼越南孱王，永福故盗，其谋一定，犹能凭险负嵎，出奇制胜，遂已歼法之将，破法之军，越即终亡，此亦宋之黄天荡，金之大昌原也。况以堂堂中国，勋旧具存，文武备列，而无一人焉敢于持国体而张国威，至于倔强新造之邦，蓝缕数奔之国，犹复望而生畏，莫敢枝梧，不为欧洲所轻，亦为越南所笑。臣在言路，心窃耻之，心窃忧之，仰恳早定宸谋，以折敌焰，天下幸甚。冒渎再三，不胜惴惴，伏祈圣鉴。
再，自各国互市，沿海增防，士大夫以洋务为仕宦捷径，争为诞妄之辞，惭成邪僻之学，阴蓄一畏事怯敌之念，而托于顾全大局，亦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丁日昌、郭嵩焘傅以古义，诡幻谬悠，至今弥甚。法越之事，臣以风闻之涂说，测电报之馀音，颇有似是而非足以荧惑众论者，不辞而辟之，是堕敌人术中也。论者或谓法将运饷五百万法郎，调兵一万二千，以两铁船载之来越，群情甚为皇皇。查法之法郎，更少于俄之卢布，洋钱一元，在中国为银七钱，在法为五法郎，五百万法郎则洋钱一百万元，法国征兵一名，月饷十二元，散兵远出，食征兵之饷，兵一万二千名，月饷当费洋钱十四万四千元，益以将官之俸钱，兵船之煤米，临敌之枪炮子药，不三月而饷且竭。一船受兵，不过五百人，船少兵多，其为浮言明甚。或又谓刘永福今虽胜法，终不足恃。若许以云南通商，仍守宝海原约，似于越南有益，而于中国无损者，不知越事之误，正误于入宝海之甘言，疏沿边之虞备，幸而约中变耳。否则歃血而越已沼矣。夫宝海之言曰，我保北圻，法保南圻似也。其曰以红江为界，则谬说也。法已全有南圻，北圻十七省，十一省在红江之南，六省在红江之北，画江为界，则越之名都大邑，皆归于法。我仅得北圻三分之一耳。至于今日，法诚愤越南耶，不去刘永福，兵不止也。法不足制永福耶，则我奚为弃越南，而又益之以滇矿也。或又谓独力不能存越，若令各国与越通商。分法之利，树越之援，此我存朝鲜之胜算也。臣以为朝鲜之存不存，且未可知，而施之越南，则益迂且谬矣。夫俄、英各国，与法亲乎？与我亲乎？越南属法，无害于各国之通商也，而顾受我之愚以仇法耶？或又谓今浙江金满未禽，湖广教匪滋事，专务远略，恐伏近忧。其言亦似老成，然魏武不以刘表在近而罢攻袁绍，桓温不以石虎在近，而罢攻李势，朝廷诚能任良将以弭边患，则亦能得循吏以清盗源；如政务因循，治存缘饰，则边师撤戍，伏莽生心，祸变殆将踵起。又岂可以内辑山越为名，而作外罢珠崖之请乎？或又谓事回疆、事台湾、事朝鲜、又事越南，如饷绌何，然法得越南，则广东防海、广西防边，云南防江又防陆，饷且十倍于今日，筹国者安可靳小费而无远谋哉？或又谓乾隆盛时，且不能取黎京，况于今日，安事边功。不知昔之安南，亭观也，可有可无；今之越南，墙垣也，一属之人，且侵予室矣。彼孙士毅惟不知兵，故贻后患。李鸿章战功夙著，壮志犹存，若纵敌以为君父之忧，谅非重臣所忍出也。至或谓怨全中国助越，且将以锐师直薄天津；夫法则安敢以师船薄天津。船至天津，其必经香港，越上海，屯军粮火药于登莱之间，犯数险而来，留西贡之瑕以资我，法诚然，国之福也。且夫天津萦带三口，横亘重涉，李鸿章坐镇十四年，费饷数百万，而谓法人深入长驱，一无畏忌，其无乃轻中国而藐李鸿章也太甚。故臣决为敌之诈言，不足为信，臣既陈愚虑，恐启疑端，剖晰附陈，庶坚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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