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糧論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逃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勣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勣人。勣，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跡，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丘之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湯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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