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粮论上
自禹、汤之世，不能无凶年，而民至于无逃卖子。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也；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银非从天降也，𪟝人则既停矣〈（《周礼》：地官司徒𪟝人。𪟝，古矿字）〉，海舶则既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消日耗，而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迹，虽尽鞭挞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诎。逋欠则年多一年，人丁则岁减一岁，率此而不变，将不知其所终矣。且银何自始哉？古之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尔。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恶有所谓银哉？且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吴徐知诰从宋齐丘之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诸税悉收谷帛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先王之制赋，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于通都大邑行商汤集之地，虽尽征之以银，而民不告病，至于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即以什之三征之而犹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国，则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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