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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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颜习斋所反对的理学[编辑]

  即卑汉、唐之训诂而复事训诂;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以致纸上之性天愈远,而学陆者进“支离”之讥,非讥也,诚支离也;心头之觉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禅”之诮,非诮也,诚近禅也。(颜元《存学编》一、八)

  一、从两晋到北宋(西历300—1100)是中国思想的“印度化”时代,其特殊性质为:①反伦理的(出家、不拜君主)。②出世的(出家、出三界)。③反人生的(非人的、以人生为苦、以遗身焚身为可贵)。

  二、中国思想曾屡次反抗,但都无效。①打倒(三武一宗的毁法)。②仿造(道教)。③根本抵制(“本论”)(1)复兴中国本位文化(教育、刑政)。(2)建立中国玄学(理学)。

  三、理学的目的是要打倒印度化的思想,但无形中沾染上了很多的印度思想的成分;他又想打倒道教,但无形中也沾染了很多的中古道教思想的成分。理学是一个不彻底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这个架子本来无大弊病。弊病在于“怎样做到这个纲领”①怎样格物?②怎样致知?③怎样正心诚意?④怎样修身?

  四、程、朱一派提出了一个新纲领:“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伊川)①致知必须格物,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久就会有“豁然贯通”之一日。这是致知。②敬是“主敬”,目的是无欲,“去人欲,存天理”;方法呢?就是静坐,“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程子的后辈又教人静坐体认:“喜怒哀乐之未发”以前是何气象。这完全是中古宗教的静坐禅定的态度。

  五、“格物致知”的路子,是科学的路子。但太早了,太缺乏科学的背景了,所以始终行不通。程子和朱子都把“物”解作①读书穷理,②尚论古人,③待人接物。朱子确能做到读书穷理。他在考证、校勘各方面都有开山之功。但这条路实在太难了,许多懒惰的人,太聪明的人,都不愿走。

  六、所以陆、王一派反对“格物”,以为“支离破碎”。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最可写此心理。此派认理在人心,不在外物。致知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格物是为善去恶。

  七、陆、王一派有什么方法呢?象山说:“隆师亲友。”阳明一派说:静坐。阳明一派到了晚期竟完全成了主静的禅学和“囊风橐雾”的玄谈。“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保一死报君恩。”

  

下、颜习斋的哲学[编辑]

  宁粗而实,勿妄而虚。(颜元《漳南书院记》)

  一、颜元(生崇祯八年,死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父为朱氏养子。四岁时,父出走。少时学仙,学拳术,不务正业,稍长始改行。十九岁,中秀才。务农,兼学医。二十四岁作《王道论》(《存治》),初喜陆、王,后宗程、朱。三十岁有《柳下坐记》。三十四岁,义祖母死,居丧中忽有大觉悟。(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之非。因徐按其学,知其非孔门之旧。三五岁改名习斋。作《存性编》及《存学编》。三十九岁归宗。四十八岁著《存人编》。五十岁寻父出关。五十一岁得父骨。五十七岁南游到河南。六十二岁主教肥乡漳南书院。七十岁死。)

  二、颜习斋反对理学,屡说理学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程子的两条路“致知”与“敬”,谢上蔡所谓“居敬穷理”,他都反对:“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以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以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存学》二、六)总之,他批评理学有三大错:①以静坐为学,②以性命玄谈为学,③以诵读章句为学。他说:“静极生觉,是释氏所谓至精至妙者,而洞照万象处,皆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析戴,则不得也。……即使其静功绵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虚幻愈深。……盖无用之体,不惟无真用,并非真体也。”(《存学》二、二)至于性命玄谈,他说:“性命之理,不能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至于读书章句,他讥为“空言相续,纸上加纸”。(《记余》一、二)“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一、四)他的大弟子李塨也说:“画家言,画鬼容易,画马难。以鬼无质对,马有佐证也。今讲‘河洛’、‘太极’者,各出心手,图状纷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画鬼也。”(《论学》二、四)

  三、他认清了宋儒理学的大毛病在于上了和尚道士的当,处处要和和尚道士争玄斗妙,所以他们努力要打倒和尚道士的路,其实还是走上了和尚道士的路;颜元最伟大之处在于不屑同和尚道士争玄斗妙。他对于印度化的思想,只有一条对治方法:“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他看清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只是平实粗浅的“三事”:①正德,②利用,③厚生。一切玄妙的、虚妄的谈天说命,谈心说性,都不是中国正统的思想。他要人想想为什么孔子“罕言命”,为什么孔门弟子说“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他说,这正是孔子的最伟大之处。古人“学、教、治皆一致也”。学的、教的、治的,都只是那平实粗浅的三事和

  六府;水火金木土谷,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这才是“中国本位文化”。拿这些来打那玄虚的印度化,就是“彼以其虚,我以其实”。

  四、所以他的哲学大旨是“宁粗而实,勿妄而虚”。他说:“学之亡也,亡其粗也。政之亡也,亡其迹也。”要“习事”,不要说理。要学那粗浅的实迹,不要同和尚道士争玄斗妙。他说:“喜精恶粗,是后世所以误苍生也。”(《存学》一、一六)

  五、他论性只认那“气质之性”是性。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之性,眶疱睛皆是天命之性。

  六、他论学只是要人实学实习“六艺”,包括水火兵农钱谷工虞。他的书院计划:

  

【有图】

  

  “夫儒者,学为君相百职,为生民造命,为气运主机者也。”(《记余》三、二一)“儒之处也惟习行,儒之出也惟经济。”

  七、他的教学方法注重实习实行,故自号“习斋”,“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讲听,要唯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与再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他说,“格物”如“手格猛兽”之格,格就是“犯手去做”。格物就是“身实习之,身实行之”。这个“习”字是他的教学方法的中心。他说:“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法乾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视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二、二)他又说:“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存学》一、一九)他又说:“但凡从静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存学》三、一六)只有实习实行过的知见是真实可靠的。他用医作比喻:“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他又用学琴为比喻:“诗书犹琴谱也。”讲解琴谱不是学琴;琴谱也不是琴。学琴必须弹琴,次习琴,能制弦制器,能作歌作谱。“心与手忘,手与弦忘,”始为“能琴”。

  八、他的教学,要以粗代精,以实代虚,以有用代无用,以实习实行代诵读玄谈,以动代静,都是很伟大的见解。其中“以动代静”,更是前人所未敢道。他说:“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习动’耳。”(《年谱》上、五七)他的“习”字法,正是要用功的教学替代静的教学。“乾坤之祸莫甚于释氏之空无,宋人之主静。”(《年谱》下、四九)朱子赞其师李侗生平“不作费力事!”颜习斋大反对此言,说:“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他常恨“静”的教学法养成了一个脆弱无能力的民族:“汉宋以来,徒见训诂章句,静敬语录,与帖括家列朝堂,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书生……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记余》一、五)(参《存学编》三、二二)所以他的学堂里,习艺之中包括武备、骑射、拳术、跳高、舞刀剑等等。他要养成一种文武的全才。他曾说,他“将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年谱》下、一〇——一一)

  九、颜元的思想也有很鄙陋之处,也有不能完全撇开中古宗教思想之处。但那都是时代的关系,不足为他诟病。他的最伟大之处正在于不怕人笑他粗浅鄙陋。“宁粗而实,勿妄而虚。”这八个字至今还可以做我们一切工作的箴言。他的思想至今是很“摩登”的。他的失败是由于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技能都太幼稚了,不够帮助他做那正德利用厚生的教学工具。只有世界最新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可以真正达到那三个大目标。[1]

  (本文为1937年胡适在庐山暑期训练团的演讲稿,原载1941年7月16日香港《文史杂志》1卷8期)

脚注[编辑]

  1. 此文发表时,文后附录何联奎1941年7月2日写给《文史杂志》编者的一封信。信中说:“……二十六年,适之师讲学庐山暑期训练团,所讲‘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一题,其精言粹义多为前人所未发。特检原稿,刊布《文史》,以飨同志,想亦适之师所许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