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

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
作者：胡適

上、顏習齋所反對的理學

　　即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遠，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顏元《存學編》一、八）

　　一、從兩晉到北宋（西曆300—1100）是中國思想的「印度化」時代，其特殊性質為：①反倫理的（出家、不拜君主）。②出世的（出家、出三界）。③反人生的（非人的、以人生為苦、以遺身焚身為可貴）。

　　二、中國思想曾屢次反抗，但都無效。①打倒（三武一宗的毀法）。②仿造（道教）。③根本抵制（「本論」）（1）復興中國本位文化（教育、刑政）。（2）建立中國玄學（理學）。

　　三、理學的目的是要打倒印度化的思想，但無形中沾染上了很多的印度思想的成分；他又想打倒道教，但無形中也沾染了很多的中古道教思想的成分。理學是一個不徹底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

　　這個架子本來無大弊病。弊病在於「怎樣做到這個綱領」①怎樣格物？②怎樣致知？③怎樣正心誠意？④怎樣修身？

　　四、程、朱一派提出了一個新綱領：「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伊川）①致知必須格物，格物就是「即物而窮其理。」「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久就會有「豁然貫通」之一日。這是致知。②敬是「主敬」，目的是無欲，「去人慾，存天理」；方法呢？就是靜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程子的後輩又教人靜坐體認：「喜怒哀樂之未發」以前是何氣象。這完全是中古宗教的靜坐禪定的態度。

　　五、「格物致知」的路子，是科學的路子。但太早了，太缺乏科學的背景了，所以始終行不通。程子和朱子都把「物」解作①讀書窮理，②尚論古人，③待人接物。朱子確能做到讀書窮理。他在考證、校勘各方面都有開山之功。但這條路實在太難了，許多懶惰的人，太聰明的人，都不願走。

　　六、所以陸、王一派反對「格物」，以為「支離破碎」。王陽明格竹子的故事，最可寫此心理。此派認理在人心，不在外物。致知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格物是為善去惡。

　　七、陸、王一派有什麼方法呢？象山說：「隆師親友。」陽明一派說：靜坐。陽明一派到了晚期竟完全成了主靜的禪學和「囊風橐霧」的玄談。「愧無半策匡時難，惟保一死報君恩。」

　　

下、顏習齋的哲學

　　寧粗而實，勿妄而虛。（顏元《漳南書院記》）

　　一、顏元（生崇禎八年，死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父為朱氏養子。四歲時，父出走。少時學仙，學拳術，不務正業，稍長始改行。十九歲，中秀才。務農，兼學醫。二十四歲作《王道論》（《存治》），初喜陸、王，後宗程、朱。三十歲有《柳下坐記》。三十四歲，義祖母死，居喪中忽有大覺悟。（坐臥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之非。因徐按其學，知其非孔門之舊。三五歲改名習齋。作《存性編》及《存學編》。三十九歲歸宗。四十八歲著《存人編》。五十歲尋父出關。五十一歲得父骨。五十七歲南遊到河南。六十二歲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七十歲死。）

　　二、顏習齋反對理學，屢說理學是「集漢晉釋道之大成」。程子的兩條路「致知」與「敬」，謝上蔡所謂「居敬窮理」，他都反對：「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為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為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為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為居敬容貌，以主一無適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為居敬作用。仆以為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誤者也。」（《存學》二、六）總之，他批評理學有三大錯：①以靜坐為學，②以性命玄談為學，③以誦讀章句為學。他說：「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臨析戴，則不得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真體也。」（《存學》二、二）至於性命玄談，他說：「性命之理，不能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至於讀書章句，他譏為「空言相續，紙上加紙」。（《記余》一、二）「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一、四）他的大弟子李塨也說：「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佐證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論學》二、四）

　　三、他認清了宋儒理學的大毛病在於上了和尚道士的當，處處要和和尚道士爭玄斗妙，所以他們努力要打倒和尚道士的路，其實還是走上了和尚道士的路；顏元最偉大之處在於不屑同和尚道士爭玄斗妙。他對於印度化的思想，只有一條對治方法：「彼以其虛，我以其實。」他看清了中國文化的特色只是平實粗淺的「三事」：①正德，②利用，③厚生。一切玄妙的、虛妄的談天說命，談心說性，都不是中國正統的思想。他要人想想為什麼孔子「罕言命」，為什麼孔門弟子說「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說，這正是孔子的最偉大之處。古人「學、教、治皆一致也」。學的、教的、治的，都只是那平實粗淺的三事和

　　六府；水火金木土谷，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這才是「中國本位文化」。拿這些來打那玄虛的印度化，就是「彼以其虛，我以其實」。

　　四、所以他的哲學大旨是「寧粗而實，勿妄而虛」。他說：「學之亡也，亡其粗也。政之亡也，亡其跡也。」要「習事」，不要說理。要學那粗淺的實跡，不要同和尚道士爭玄斗妙。他說：「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存學》一、一六）

　　五、他論性只認那「氣質之性」是性。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之性，眶疱睛皆是天命之性。

　　六、他論學只是要人實學實習「六藝」，包括水火兵農錢穀工虞。他的書院計劃：

　　

【有圖】

　　

　　「夫儒者，學為君相百職，為生民造命，為氣運主機者也。」（《記余》三、二一）「儒之處也惟習行，儒之出也惟經濟。」

　　七、他的教學方法注重實習實行，故自號「習齋」，「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講聽，要唯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與再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他說，「格物」如「手格猛獸」之格，格就是「犯手去做」。格物就是「身實習之，身實行之」。這個「習」字是他的教學方法的中心。他說：「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法乾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視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存學》二、二）他又說：「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存學》一、一九）他又說：「但凡從靜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飢食渴飲不得。」（《存學》三、一六）只有實習實行過的知見是真實可靠的。他用醫作比喻：「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為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為儒也。」他又用學琴為比喻：「詩書猶琴譜也。」講解琴譜不是學琴；琴譜也不是琴。學琴必須彈琴，次習琴，能制弦制器，能作歌作譜。「心與手忘，手與弦忘，」始為「能琴」。

　　八、他的教學，要以粗代精，以實代虛，以有用代無用，以實習實行代誦讀玄談，以動代靜，都是很偉大的見解。其中「以動代靜」，更是前人所未敢道。他說：「宋人好言『習靜』，吾以為今日正『習動』耳。」（《年譜》上、五七）他的「習」字法，正是要用功的教學替代靜的教學。「乾坤之禍莫甚於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年譜》下、四九）朱子贊其師李侗生平「不作費力事！」顏習齋大反對此言，說：「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他常恨「靜」的教學法養成了一個脆弱無能力的民族：「漢宋以來，徒見訓詁章句，靜敬語錄，與帖括家列朝堂，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書生……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記余》一、五）（參《存學編》三、二二）所以他的學堂里，習藝之中包括武備、騎射、拳術、跳高、舞刀劍等等。他要養成一種文武的全才。他曾說，他「將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年譜》下、一〇——一一）

　　九、顏元的思想也有很鄙陋之處，也有不能完全撇開中古宗教思想之處。但那都是時代的關係，不足為他詬病。他的最偉大之處正在於不怕人笑他粗淺鄙陋。「寧粗而實，勿妄而虛。」這八個字至今還可以做我們一切工作的箴言。他的思想至今是很「摩登」的。他的失敗是由於他那個時代的知識技能都太幼稚了，不夠幫助他做那正德利用厚生的教學工具。只有世界最新的科學知識和工業技術可以真正達到那三個大目標。^[1]

　　（本文為1937年胡適在廬山暑期訓練團的演講稿，原載1941年7月16日香港《文史雜誌》1卷8期）

腳註

1. 此文發表時，文後附錄何聯奎1941年7月2日寫給《文史雜誌》編者的一封信。信中說：「……二十六年，適之師講學廬山暑期訓練團，所講『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一題，其精言粹義多為前人所未發。特檢原稿，刊布《文史》，以饗同志，想亦適之師所許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