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曆無舛。」 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為異業。興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人自仰闚，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 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其幾廢矣。
北齊
文宣帝天保元年庚午，宋景業造《天保曆》，積年一十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七。
日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
文宣受禪，景業奉命，葉圖讖造《天保曆》。行之後，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略曰：「景業有心改作，不會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朢虧食，既未能知其表裏，遲疾之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 又是年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申時，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 ，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其言皆不能中。大都五代諸曆家俱踵元嘉、《大明》故法，改換章蔀斗分，妄自各立門戶，爭相妒競，以塗人耳目，如是而已。
後周
武帝天和元年丙戌，甄鸞造《天和曆》。
積年，八十七萬六千五百七。
日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
靜帝大象元年己亥，馮顯造《大象曆》。
積年，四萬二千二百五十五。
日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
西魏入關，尚興李業，興《正光曆》。後周明帝詔有司造《周曆》，頗謬。及武帝天和元年，甄鸞造《天和曆》，終於宣政元年。至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馮顯更造《大象曆》。此曆氣多朔少，所差實遠，而顯自以為參校精密，過矣。
隋
高祖開皇四年甲辰，張賓造《開皇曆》。
積年，四百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七。
日法，一十萬二千九百六十。
高祖初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於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洞曉星曆」 ，盛言代謝之徵，由是大被知遇，命造新曆。賓乃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作《開皇曆》。曆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駁有六條，及以古今交食并測景辨其是非，互有短長，如聚訟然。殊不知張賓止依元嘉舊法，微加增損，安得無差？即孝孫等議曆，亦止就舊法辨論。總之於盈縮遲疾之竅，未得其真，雖辨萬言何益？
仁壽四年甲子，劉焯造《皇極曆》。
積年，一百萬九千五百一十七。
日法，一千二百四十二。
開皇二十年，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 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佑也。今當改元。」 乃改明年為仁壽元年，因以曆事付皇太子。東宮劉焯以太子新立，修增其書名《皇極曆》，與張冑元互相駁難，是非不決。焯罷歸。四年，太史奏日食不效，帝召焯欲行其曆，冑元排之。又會焯死，曆竟不行。
煬帝大業四年戊辰，張胄元造《大業曆》。
積年，一百四十二萬八千三百一十七。
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
史稱「胄元博學多通，精於術數，時輩多出其下」 ，乃擢拜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改定新曆，至是行之。大抵學祖沖之之法而小變其說，蓋與劉焯皆踵舊法為之，無甚奇異也。總之，隋人步曆不精，氣策未善，冬至或差二三日，則其景宜乎有三寸七分之差也。而乃妄附「太平祥」 ，稱「仁壽」 ，舛矣。卒之歷年三十，傳「國二世」 ，然則景長之效壽耶不耶？
唐
高祖武德二年己卯，傅仁均造《戊寅曆》。
積年，一十六萬五千三。
日法一萬三千六百
高祖受禪，將治新曆，東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學，太史令庾儉、丞傅奕薦之。詔仁均與儉等參議，合受命歲名為《戊寅元曆》，時稱《戊寅曆》。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