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邑，至于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又于豐旁近地二十五里制為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勢益大、人益眾、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強盛之時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遷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東遷，則淪于衰微矣。竊嘗論之，遷都之舉，惟可于方盛之時，至衰微而遷都，未有能復興者也。觀諸東周、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微也。
《商頌·元鳥》之篇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朱熹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臣按：先儒謂王畿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禮樂之所會，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于其野、商願出于其塗、賈願藏于其市，咸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于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以釋在止于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 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之盛。」
《輔廣》曰：「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為四方之極，亦猶紫宮為周天之極也，有京師以為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極，則其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 者，有以聳萬國之觀瞻、為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無窮矣。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
鄭元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雒邑。」
吳澂曰：「周公居攝，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掌教之職。為民極」 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
葉時曰：「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之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內而環拱之，如眾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以為民極於下也。所以為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於地大人眾之處、四方道里適均之中而建其國都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為內朝，何者為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之類。所設之官，自六卿至於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邦治至於掌邦土，凡若此者，雖若以奉君，實則為民而為之立極也。極者何？先儒謂「極猶北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極立於此，是以近而鄉遂，遠而侯國，又遠而荒服之外，來朝覲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獻藝，為政教者于焉而質正，有訟獄者于焉而取決。所以然者，極建於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 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 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鄭元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
臣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 ，蓋以洛邑在周時為中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于此宅中圖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禮》者見其中于中國，故為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之說，蓋盛稱華夏之地，居地勢之中，得天氣之正，時序正而寒暑不過甚，風雨時而收穫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節候不正而時氣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