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有是哉？宋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于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于亂。」 嗚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 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 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 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 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 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 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 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 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 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當是之時，人無異習，士無異學，此風俗所以醇厚也。蓋民分于四，各有恆業而衣食易給，教專于一，士有定見而趣向不差，風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興而民與教皆增其二，議論則此是而彼非，風俗則日異而月不同，此無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歐陽修曰：「中國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 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 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 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臣按：歐陽修此言推本之論也，然謂之曰「此自然之勢也」 ，臣則以為「此自然之理也，豈但勢哉？彼佛者去吾中國數萬里，其勢無由至中國，然其所以導之入吾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千餘年，其勢已堅牢不可動搖，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勢誠有不」 易然者。歐陽氏欲吾修補吾政教之闕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復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豈能皆得卓然不惑者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定為《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禮，其勢自衰，此則朝令而夕可行也。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徑，而覺彼法之勞攘，有損于財，無益于事，自然廢置而不振。英君誼辟有志于扶世教、闢邪說者出于其間，舉《韓子》所謂「人人火書廬居」 之說，乘其衰而去之，則中國三代道德之教、禮義之俗，頓然復矣。
修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 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去聖既遠，莫可 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 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九經正義》，所載既博， 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 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 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 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 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于福州府學，世之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于此」 ，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夫自有宋九儒講明經旨，一洗漢唐之陋，《六經》之文，如日中天，《六經》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況、揚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者，不過傳習之言，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終有的然之見。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隱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有由然也。今《五經》《四書》，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學者口誦而心解，不復致疑于其間。然所謂無疑者，豈真無疑哉？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真如鸚鵡。」 蓋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于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解，大意主于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間可取者不過數家，其餘皆欲炫奇鬥勝耳。解經而炫奇鬥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宜俾學經者專究心于聖經，然後及于宋儒之傳，一以是為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制度名物，焉有餘力，則旁及于近世諸人之訓說可也。乞敕儒學之臣，精加考擇，以示」 學者。并示以讀經之法，必先《經》而後傳，而後及乎諸說，則心有定見，不為異說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