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 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 罷。」奏可。
臣按：為治之道二，政與教而已，政有紀綱，教有樞要，為政而振其紀綱，為教而撮其樞要，治道張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之眾，人各一心、心各一見，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樞要總攝而整齊之，使一其歸，人人必濟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見，天下何由而統于一也？聖人有見于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說焉。然道德之體一而已矣，而其為用則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見，自皆以為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為是者，滔滔皆是也。習申韓者以申韓為道德；習楊墨者以楊墨為道德；習蘇張者以蘇張為道德；習佛老者以佛老為道德，紛紛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為道德，其「與學孔、孟者之于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 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于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于世道，亦豈細哉！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于石渠閣，蕭望 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譔《五經 正義》，雖包貫異家為詳博，其間不能無繆冗，博士馬 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于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論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譔《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于人心、出于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于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為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為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于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具載經傳，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為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于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稡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為道德，不如是則非咸為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 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穎達以考正《六經》，而穎達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繆冗，則亦何益之有哉？穎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 我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于訓詁，或流于讖緯。至于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于世，而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 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 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 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 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 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 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 小，「迷眾」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之說，疾世俗之孳孳于利祿而不知所底止，故肆為論說，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之人祖其言以為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為慘刻，王、何用之以為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于天下，立說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 之非道德故爾。向使明君在位，而輔其政者有其人，師表立于上，義理明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