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部總論十一

明趙汸春秋師說

論春秋述作本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澤謂此篇敘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說，大概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此說尤當。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興，其勢盛彊！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為義不盡，寡弱王室，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苟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是故齊之伯也，釋晉里克及魯慶父弒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溫，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為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弒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逮其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知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田氏得志於齊，而篡弒之惡已著，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寬縱，不討弒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嗚呼！齊、晉之事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頹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聖人憂焉，遠則激於《陳恆》，近則傷於《麟獲》。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讀者莫不敬懼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敘彝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至孔子時，微弱已甚。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遵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爾。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東周之心，學者當虛心以求，而後《春秋》之正說可得而伸也。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至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