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 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門高弟，惟顏、曾 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 游、夏雖高，弟卻恐未及。《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 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 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 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為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 用例之說。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 遠。近時說者則以為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 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錄，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 似，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 且如某年某時某月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 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 公孫敖卒於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 是以恩錄，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 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例。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 若說聖人止備錄，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為，何 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 用人之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為宰 相。」此說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 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 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 虛其應而失其歸，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 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奸名犯分之罪。其 夏適有陳恆弒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 姦凶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致仕，不敢 憚煩，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 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後討賊 之義例始定。然事雖不行，而為惡者已知所懼，惴惴 焉亦惟恐人之議己。是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 下之亂矣。此《沐浴告君》，所以為二百四十二年討賊 之義例也。
陳恆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眾加齊半」之 說。蓋聖人德義雖孚於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彊弱之勢， 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 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沒也。 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視人，想 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 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若 《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 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 時史法頗難，為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 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 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 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 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 故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 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 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 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百出，弒父與君，無所 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 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 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 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 以《法》言之，則穿為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 難，而復不討賊為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 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跡亦當與 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 況庇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 為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為從父，是固不可得 而末減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為國正卿，亡不出 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弒君書「穿」，則盾之 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 相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