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 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 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 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 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 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為魯 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 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 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 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 易見。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 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 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卻又如此書， 此便是難說。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 關，則《春秋》甚易說；不透此關，則縱饒說得好，亦多是 彊說而已。
說《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 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 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 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 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 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 所書者《魯春秋》也。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則丘明作 傳；在高第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 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第者，則不見 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 則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 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間有 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 而實亡也，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 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 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 而可明耶？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 姓左而失其名。澤謂去古既遠，此以為是，彼以為非， 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春秋》，蓋是遍閱 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 諸國事已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 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 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 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為史官者，則亦莫能 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 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 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 之速哉？竊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 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 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 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 可知也。然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 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 高第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 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徑庭矣。故竊獨 妄意從杜元凱之說，以為《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 人者，雖識見常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 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 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為戰國時文字者，非也。 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麤豪， 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 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艷，漢初 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於學官最後。大抵其 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後漢書》成於范曄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堯舜 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麤豪意思。若以 為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 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 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 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臘字，考字書別無他意，只是臘祭耳。從巤者，蓋取狩 獵為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 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為有天下之稱也。後儒 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 可信哉！韋昭謂古車字音尺奢，無居音，其誤皆類此。 戴宏序《春秋傳授》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 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 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