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部雜錄五

圖書編學《春秋》，敘名分，在天地間，正則世治，紊則世亂。《春秋》成而亂賊懼，義在正名分也。傳《春秋》者，乃以亂天下名分加諸仲尼，而咸莫之覺，於心忍乎哉！若曰：「仲尼欲行夏時，故以夏時冠周月。」又曰：「仲尼以天自處，故黜天王，貶斥當時諸侯卿大夫，以其權與魯。」是為亂賊之尤矣。且魯史未經聖筆已前，其篇章不知幾何，仲尼於每歲特筆其有關名分者數條云耳，餘則削之，使其辭相屬，事相比，一展卷而大義了然。非故簡奧辭旨，俾人莫之測識，然後知所懼也。諸家或覈其事，或精其義，或定為正例、變例以表章之，未必無小補。特於「從周不倍」之仲尼，使之冒「大不諱」之名，於心有不安也。故敢冒罪竊義以暴白之云。〈此下俱圖書編大抵皆集先儒之論而不著其姓名故悉附雜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至出自大夫，出自陪臣」，無道極矣。孔子修《春秋》，誅亂賊，正君臣之名分，嚴華夷之大防，思以有道易無道也。然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當時陪臣、大夫以及諸侯，豈徒將焉已哉？書「弒」者三十六人，特亂賊之尤者耳。《春秋》謹微防漸，戮已往，懼將來，其大書、特書，誅事誅意，一以天王之法律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竊取之。」義蓋指此也。觀其首書「元年」，魯隱之元也，即書春、書王、書正月，凡《春秋》所紀載，一皆天王之所統，一皆正朔之所頒。正月乃天王之朔，而元年獨非天王之元，魯隱之賢，可少逭乎？蓋將揭禮樂征伐之權以歸之天子，而諸侯大夫陪臣，其功罪皆據事實書，褒貶是非，昭然如日星矣。是故禮樂掌於《大宗伯》，凡朝聘會盟，皆天子之所以敷文命也。以諸侯而私相朝聘，要結會盟，雖其中不無救災恤鄰之舉，而要之不可以語天子昭德之公。征伐掌於《大司馬》，凡侵伐誅殺，皆天子之所以揚武烈也。以諸侯而擅侵與國，專殺大夫，雖其中不無誅叛討貳之舉，而要之不可以語天子。宣威之實，連率方伯，得賜弓矢斧鉞，以討不庭，乃天子之所以樹屏翰也。以五霸而摟諸侯，伐諸侯，雖其中不無仗義尊王之舉，而要之不可以語天子。獨斷之乾剛，何也？五霸莫如齊桓、晉文，其盟於召陵，會王世子於首止，戰於城濮，盟於踐土，天王狩於河陽。斯時也，臣不得以陵君，夷不得以亂華，使天下知有天王之當尊，功亦偉矣。然功之首也。禮樂征伐，實非天子所自出，而久假不歸，誰為之哉？謂其為罪之魁也，誰曰不宜？故《春秋》直書其事，而功過自不相掩，聖人無容心也。所以使人心悚然畏懼，不敢階亂賊之禍者，實於茲乎寓矣。奈何桓、文之霸業微，而楚人滅江、滅六、滅蕭、滅舒、蓼，入陳、圍鄭，宋人及楚人平，而夷狄且得以主中國之盟會焉。由是會吳於鍾離，至會於黃池，夷之憑陵中夏也極矣，且不特夷狄之亡君也，魯三桓，晉六卿，齊、陳、鮑各已專擅國柄，自大夫專兵，戰於大棘，至「會於尚」、「會於戚」、會於溴梁，而直書「大夫盟」，又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則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也。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公在乾侯，而大夫之僭亂，可勝言哉！是以其失彌遠，其反彌難。既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既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又書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陪臣執國命，雖大夫亦末如之何也？噫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魯固無道，而列國皆魯也。聖人修《春秋》，誅亂賊，思以有道易無道也，豈得已哉！或者乃疑《春秋》果有貶而無褒矣。是不知君臣華夷之間，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之俱亡也。所以功過並錄，而彼善於此，褒貶自見。即如初獻六羽，始作兩觀，初也始也，其文同也，一褒一貶，而義自殊矣。或者又以經必待傳而後明焉，是又不知聖人自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非隱語也。即如牛傷不郊，其僭郊可知矣；大蒐比蒲，其僭《大蒐》可知矣；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其改田賦可知矣。況前書「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後書「公伐邾」，前書「及宋盟於宿」，後書「公敗宋師於管」，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後書「晉人執虞公」，如此之類，皆可互觀。苟必於《傳》之詳焉，如許世子雖弒其君，而藥之嘗與未嘗，未可知也，是聖人竊取之義，不足信也已。雖然，誰毀誰譽，直道而行，知我罪我，我何與也？此聖人之心也，安得獨抱遺經、究始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