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部雜錄六

《圖書編》：「據胡傳，此春乃夏正之春也。在周正本為冬，孔子欲行夏時，故冠以夏正之春。」〈以下俱春王正月說〉據《胡傳》，此正月乃周正之正月也，在夏正本為十一月。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十一月為正月。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時，故謂冬」為「春。」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月。」故十一月即正月。

夫以《胡傳》為是也，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冒乎生今反古之愆；以陽明先生之說為是也，孔子雖得逭乎擅改正朔之非，而亂臣賊子知所懼，然武王、周公何有於「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何也？時未改，月未改，以子為歲首者，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則以十一月為首耳。其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孔子修《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據事直書，一仍其舊，特揭「春王正月」以大一統，正所謂竊取之義也。是故時令統於天，書「春」所以奉天時也，則凡奉天時、違天時者，俱不待辨矣。紀法統於王，書王所以尊王章也，則凡遵王法、倍王法者，俱不待辨矣。奈何於孔子簡易明白之書，反以義理穿鑿之也？況《易》曰：「兌，正秋也。」《書》曰：「惟十有三年春，會於孟津。」《詩》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斯牟，將受厥明。」《周禮》：「中春令會男女。」《論語》：「暮春浴乎沂。」其時之不改可徵也。《易？臨卦》「至於八月有凶。」《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禮》：「正月之吉始和」，《禮記王制》「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之類，其月之未改可證也。何為不證諸五經，而止執《雜記》「正月日至」與諸漢儒之說，不以悖天時誣武周，即以變王法誣孔子也。且前乎周為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為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月乎？至於諸儒，又每以前漢《曆律志》為據。嘗讀《漢史》，文帝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又二年春正月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夫漢初承秦，至武帝始改正朔。苟以籍田畊於正月之春，草木生於二月之和，二詔為可信也，則又何待武帝之改、賈誼之請乎？如此之類，略舉其一二已耳，諸儒何為不究其義，且不考其詳也？故《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天有定時，王有定法。天時順則萬物理，王法章則萬國寧，此古今之大義也。雖世代沿革不齊，一治一亂，而得此則治，失此則亂，又皆歷歷不爽毫髮。孔子修《春秋》，乃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而其義維何？要惟奉天時，尊王法也。觀其首揭「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書法可知矣。彼「大哉乾元」，在天為春，在人為王，稱君為元首、「元后」，正此意也。惟天子即位，始得改元以統一萬邦。《春秋》所書「元年」者，魯隱之元年也。周天命未改，魯可得而改其元乎？故書「元年」，即書「春」、書王、書「正月」，而魯之改元，其是非褒貶，一展卷可具見矣。況《春秋》天子事也，其必書「春」者，所以奉天時也。使天下曉然知天時不可悖，則其中所書，或順天時，或悖天時者，不待辨而自明。如「夏城郎」，「夏城中丘」，「八月壬午大閱」，「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類，其不時為何如也？必書「王」者，所以尊王也，使天下曉然知天王不可違，則其中所書，或遵王法，或悖王法者，不待辨而自明。如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新作雉門及兩觀，與夫大雩、「大蒐」，丹楹刻桷之類，其不法為何如也？況書「元年」於春王之上，可見元惟王者之所自出；書「正月」於春王之下，可見正朔非諸侯之所得專。以元與正朔而不遵乎天王，則其餘禮樂征伐之專擅者可知；以秉禮之魯國而且改元，則其餘諸侯之僭亂又可知矣。此聖人筆削之義，非徒不以予奪之柄與魯，而魯之是也非也，亦自不可逃也。若曰孔子志欲行夏時，故以夏時冠周月，是本欲正天時，尊王法，以誅亂賊，而先自犯之矣。所謂知我罪我，果在是哉？夫眾言淆亂，必折衷於聖經，而《易》《書》《詩》《禮》，其所載時月，不一而足也。且周特改歲，未改時與月，又皆班班可考也。奈何後之人徒信漢儒，而其釋經，如《易》之「八月有凶」，《書》之「惟一月壬辰」，《詩》之「七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皆傅會舛謬，豈特「春王正月」為然哉！但釋《經》本以明天時也，聖人筆削之大義炳然於卷首，先已晦之矣，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