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 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 箇。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亦變更不得。 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 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 唐因之。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 唐府兵始，卻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 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以上語類〉
朱子大全集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 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 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 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 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之有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 「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 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 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 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 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 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 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 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 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 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 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 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 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 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 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 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 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 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 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 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 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 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 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 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 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 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 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 不足恃，因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 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 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出於諂諛戲豫， 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徒能言 其大體，而未見其有討探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 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 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 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 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 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 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 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 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 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 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 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 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 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 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 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 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 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 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 書其說以訂之。
光明終不泯沒。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與。因并記其語，以補此篇之闕，以為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
丹鉛總錄
《二唐書》
五代劉煦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 《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見，故不知其優劣。近南 園張公《𤁻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 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 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 載，則剪裁晦澀，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 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