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通晝夜之道」 ，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 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 革。《捐》《益》盡之矣。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 非聖人不能體消長、知損益也。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跡判」，體與用分，心與 跡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跡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跡之間。體用心跡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跡。體用心跡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 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 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 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 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 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霸之事也。「因而因」 ，則無為而已。「因而革」 ，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之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為春。長而消為夏。消而長為秋。消而消為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 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 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 事業者，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 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 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 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 謂也。
霸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自生民以來」 ，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霸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 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于《夏禮》，周因于《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惟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 ，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故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 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 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 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 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 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于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 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 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 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為動，陰闔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于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