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寶月大師》前人
某啟。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遠想法體康勝。無緣 會集，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 欲作既來書，丁寧，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不 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求滕 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 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不須寫《大 藏經》碑一行，及書撰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 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入小橫石，亦佳。黃州 無一物可為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前人
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 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 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 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 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 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 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 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 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 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 抗節番禺曹谿」，諡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 之誤，當以碑為正。
《答周益公》朱子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而措 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墨， 參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 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 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 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眾心者，蓋亦多矣。而又 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 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 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 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 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 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 不可如何，而彼眾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 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 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 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 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若 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 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 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 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刊 去而不傳也〉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 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可 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寔，而美 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 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 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 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 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 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 之常禮，而寔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乃悔前言 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以 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 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 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 說，以求是正，㐲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 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 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 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 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 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 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 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 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 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 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 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 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 俊跅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 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 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 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 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跡，顯不 可掩，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 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卻，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 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 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
